朱德以“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为己任，始终视自己为一名普通党员，严守党规党纪，永葆政治本色，用一生的不懈奋斗和实实在在的言行诠释了什么叫信仰、什么叫忠诚。

不折不扣维护党中央决定

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径，朱德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张国焘多次要朱德表明态度，反对中央北上，并隔绝和毛泽东的一切联系。

朱德则正直磊落、旗帜鲜明地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他态度坚决地循循善诱并明确警示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经过朱德的耐心劝导，一方面军同志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也被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所打动，表示悔意。基于朱德在党内和军内的声望，张国焘最后也不得不跟着一起北上。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朱德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他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听后感动不已，称赞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1938年，八路军第115师344旅转战太行山区，连战皆捷。该旅旅长徐海东由于多年征战屡受重伤，身体每况愈下，请求去延安治病和学习。此事得到八路军总部的批准。对此，朱德认为，论资格和能力，可以由该旅23岁的团长田守尧代理旅长。旅政委黄克诚也完全赞同。于是，朱德同田守尧谈话，告诉他代理旅长职务，等候八路军总部任命。

可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却认为田守尧在资历和领导能力方面，指挥一个近万人的主力旅，似乎还显得不够，他们决定将另派他人前来任职。对这一变动，田守尧思想上有些想不通。朱德便对黄克诚说：“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会上，朱德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朱德的这番话充分彰显了他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强党性观念。

朱德这样及时以党委会的形式开展党的建设工作，使党内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有效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1939年，田守尧经受了考验，先后被任命为第344旅副旅长、八路军第2纵队新编第2旅旅长、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后参与创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

朱德曾多次对自己的子孙说：“我是无产者，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我没有什么遗产，只有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从不乱花一分钱，他一向教育自己的子孙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

在艰难险阻的烽火岁月里，朱德不管多么忙于南征北战，也不管手头如何拮据，都会牢记交纳党费这样的事情，并且及时足额向党组织交上自己应缴的党费。

1932年，孔石泉被选调到总参第一局作战科任参谋，与朱德分在一个党小组。一次，朱德单独约见他。去了以后，朱德认真地从衣袋里取出钱来，把它们作为党费递给孔石泉，随即还要向他汇报最近的思想。孔石泉这才想起了自己党小组长的身份，马上毕恭毕敬地接过了朱德的那笔党费……

朱德一大家子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人数多。家人多了花费自然就会多，即便如此，朱德还是一再主动要求降薪。他最开始领的是一级工资，有649.6元，到了1957年的一月份，他主动要求减薪，开始领579.5元的工资。两年后，朱德再次要求降薪，又开始领460元的工资。到了1960年，正是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降到了404.8元，有了毛泽东的带头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主动降薪，朱德、周恩来等都将工资降到了404.8元，并一直领着这个数额的工资直到逝世。

朱德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将节俭落实到了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朴实如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曾有人这样评价过他：“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他总是坚持能不花就不花，能少用就少用。那个年代粮油都有定量，吃超了连买议价粮的地方都没有。为了节省，他亲自外出挖野菜“兼搭”着吃。就这样，朱德从本来就不多的工资中一点一点地节省积攒，日积月累储蓄了大约两万元存款。

他在去世前住院期间，不止一次地专门嘱咐康克清：“我只有这两万元存款，我死后把它交给组织，做我的党费。”略作停顿之后，朱德又进一步讲明了自己的家教观，说：“子女应该接革命的班，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而不是接金钱和物质的享受，让他们接受钱财则会害了他们。”其实，在晚年平常的日子里，朱德就曾多次告诫子孙辈们：“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朱德去世后，康克清开了一个家庭会，向儿孙们宣布了朱德的遗嘱，并且语重心长地提醒子女和孙子辈说：“这些钱不会给你们分掉，如果你们想要过上好生活，就必须自己去奋斗。”

半年后，康克清给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主任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汇报了对朱德的文件和遗物的整理，其中有以下几点：

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元）全部上交组织，这就是朱德的最后一笔党费。二、朱德生前所穿的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上交。三、组织上为照顾朱德同志而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退还给组织。四、朱德同志生前乘坐的红旗轿车，存放在六所，由组织进行处理。五、朱德同志生前所发的文件资料上交。

可见，朱德没有为子孙留下什么物质财产，唯有精神财富，正如他所说：“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

（摘编自《党史博采》2022年第7期李春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