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延安精神的发源地。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顺利到达陕北，随后召开了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瓦窑堡会议。延安原在东北军的控制下，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顺利进驻延安。

中共中央在1937年1月13日从瓦窑堡进驻延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不仅仅是中共中央驻地的变化，更是革命策略从土地革命到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伟大转变，进而促进了中国从内战到全民族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性转折。

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1935年11月初，长途跋涉两万五千里的中央红军与刘志丹领导下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后，蒋介石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围剿红军，双方在直罗镇展开战斗，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红军将来犯的东北军基本消灭殆尽，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进剿”，奠基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此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站稳了脚跟，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东北三省，将侵略的步伐向关内迈进。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独占中国、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并将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于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坚持对日妥协的方针，另一方面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执意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此时，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中国处在巨大变动的时局当中。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1935年11月13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就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八一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精神，表达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加快国内统一战线的步伐，增进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抵抗。11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2月9日，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抗日运动，学生们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潮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国民政府内部支持抗战的势力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日本侵华背景下的全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政治、军事策略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作了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起草了相关决议，明确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认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继续阐述会议精神，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起了“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方针。

推动西北大联合的实现

长征结束，中国工农红军到来后，蒋介石催促东北军下辖的六十个团“进剿”陕北红军。张学良无心打内战，一心想打回东北老家去，收复故土。坐镇西北的十七路军下辖二十个团，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蒋介石所不容，总指挥杨虎城具有进步思想和抗日的要求，一直跟中共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怕被蒋介石消灭。

张学良最初的设想是帮助蒋介石消灭人数少、武器装备差、没有补给且远道而来，没有群众根基的工农红军，然后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领导下，与日本开战，打回老家去。直到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多场与红军的战斗中，东北军连续损失三个师的兵力后，张学良意识到彻底消灭红军不现实，如果一味地与红军火拼，离自己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就越来越远，所以脑海里产生了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与此同时，在东北军、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从南、北、西三面进攻陕甘根据地的困局下，中国工农红军疲于应付，虽然取得战役的胜利，但是自身也有较大的损失，物资匮乏严重。因此，在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有可能联合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身上。

为了做好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叶剑英担任副书记。周恩来决定从优待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着手，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内成立训练班，培训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把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三个师的中下级军官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解放军官学习班”（即“白军军官连”）。毛泽东、彭德怀、博古、邓颖超等亲自讲课，讲中国共产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抗日的形势，对俘虏们还给予生活上的优待，在吃穿等方面优于红军官兵。通过教育，俘虏军官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对中共有了较正确的认识，他们纷纷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乃至张学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

1936年1月，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东北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思想起了变化，主动向中共提出想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的想法。在周恩来的决断下，高福源顺利回到张学良身边，成为双方谈判的信使。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先由李克农同张学良进行商谈，后由周恩来去延安同张学良谈判。周恩来在4月9日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内举行秘密会晤，双方就联合抗日、停止内战等问题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同杨虎城的谈判也进展顺利。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到西安同杨虎城进行联系，商谈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在共产党员、杨虎城前秘书长南汉宸的帮助下，在西安与杨虎城密谈也取得极大进展。随后，汪锋和王世英经瓦窑堡到石楼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谈判成果。1936年8月，毛泽东给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写信，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定决心联共抗日。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派杜斌丞与中共中央联络，表示愿与红军互不侵犯。经过努力，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等四项协议。经过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一系列工作，使杨虎城终于坚定了建立西北联合阵线，共同抗日的思想。

就这样，中共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的接触通道打通了。此后，周恩来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日益加深，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就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与中共中央进行秘密接触、谈判的同时，蒋介石下属的特务系统、行政系统官员也觉察到了西安氛围的变化，随即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密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因此多次下达军令给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他们配合中央军出兵剿灭红军。此外，为了督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继续“剿共”，蒋介石还决定亲临西安，坐镇指挥“剿共”战争。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山西前线召开，会议强调同张学良和杨虎城谈判的重要性，提出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红军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发展。随后，红军开始东征，向山西进军，取得了良好效果。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在山西的扩展，请蒋介石派中央军十万人马分两路支援。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严令东北军向陕北推进合围红军，迫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张学良等人不得不作出进攻陕甘革命根据地，与中国工农红军决战的姿态。在国民党军的强大压力下，东征红军不得不回师陕北。5月，毛泽东下达命令，由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西征，打击甘肃地方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造新根据地，扩大陕北苏区。6月21日，国民党陕北地方武装第八十六师趁红军主力部队西征，偷袭瓦窑堡。红军因为缺乏重武器，中共中央决定主动让出瓦窑堡，西迁保安。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对东北军所做的统战工作，指出下阶段党的整个工作部署中要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对国民党军的敌顽分子进行狠狠打击。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灭孤军进犯的胡宗南一个多旅，声威士气大振。国民党军战役的失利更使蒋介石担忧红军实力的坐大，他决定亲临西安，亲自部署“剿共”事宜。蒋介石到来后，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张学良在杨虎城的配合下活捉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爆发后，以何应钦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要员要求用武力制裁张学良和杨虎城，积极调兵准备进攻西安。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询问他们对扣蒋的看法，并和杨虎城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处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当天晚些时候即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红军绝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的任务，中共中央拟派周恩来赴西安。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的当晚，立刻同张学良面谈至深夜。会谈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的兵力入潼关，逼近渭南。张学良同意中共中央此前给张的复电，以杨虎城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为迎击国民党军，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

几天后，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结，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红军接管延安。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在1月13日到达延安，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边的人说：“延安，对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

（作者：张林，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