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层的位置上，革命时期曾深入研究“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二十六年国家总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两则领导方法十分突出，即“总要有个本”的务本方法、“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协调方法。

一、“总要有个本”

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在香山作出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发展经济的决策。周恩来传达和阐释这个决策时指出，“毛主席最近给大家讲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工人方面要解决劳资问题，要劳资两利；解决公家问题要照顾到私人，公私兼顾；刚才所讲的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总要有个本”是针对解决“四面八方”问题提出来的，但具有解决所有问题都要“务本”的普遍意义。特别是解决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须臾不可离开发展生产力这个“本”和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这个“本”的“务本”方法。周恩来领导方法特别突出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的“务本”上。

（一）务好发展生产力这个“本”

近代中国屡受帝国主义欺侮，原因之一是依靠手工搞饭吃，工业化没有搞起来，在发展生产力这个“本”上落后于人。在延安时，毛泽东指出：“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同样，周恩来认为，“生产力的高低，正是决定现代战争胜利与否的主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周恩来重视处理“四面八方”的关系，就是要抓住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个关键、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理的领导岗位上强调：“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上，生产力是本，生产关系的改变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周恩来在处理治水救灾与土地改革的关系时，要求后者服从前者，指出：水灾是非治不可的，如果土地不涝就旱，那就是土改了也没有用。周恩来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提高生产力，而不是相反，“来一个破坏生产，那就很不好了。农业合作化不是要防止‘三叫’吗，不要人叫、牛叫、猪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当然不能用这‘三叫’了，但是如果弄得人叫、机器不叫，企业停产、减产，就对我们不利了”。周恩来反冒进，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改造上的冒进，这种冒进脱离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从生产力本身的因素看，除了重视劳动者的素质外，周恩来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因素的关键作用。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从经济角度看，发展生产力这个“本”离不开劳动者这个人的因素，不同素质的劳动者有不同的生产力。所以，周恩来向来把科学技术人才当作国家的宝贝，重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二）务好依靠人民、服务人民这个“本”

从政治角度看，推动社会进步、决定战争胜负，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个“本”。毛泽东总结近代中国屡受帝国主义欺侮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制度腐败，不能把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同样，周恩来指出：“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民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中最早提出了群众路线。1929年9月，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周恩来指出：“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研究“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时指出：要“相信群众力量”，“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1943年5月，随着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顽固派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靠山没有了，叫嚣要解散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周恩来强调：“只要肯依靠人民，属于人民，为着人民，我们是绝对能生存，而且会继续发展的。”

当时，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对此，周恩来指出：“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周恩来认为，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进行下去，“我们依靠了人民，进行了真正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卫战争。没有这一条，我们在敌后动也不能动”。

解放战争开始时，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支持，不顾人民死活，不断扩大战争。其失败的结果，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蒋介石失掉了民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使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得到了土改利益，这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源泉。周恩来总结道：“要打倒蒋介石的势力，就要消灭地主阶级，使他们都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人民拥护我们，仗就打得好。”共产党要永远同人民在一起，想人民之所想，做人民之所做。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建设中，周恩来指出：“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

在国家建设中，党和政府的领导者怎样认识这个“本”、务好这个“本”呢？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就要处理好目的与手段、为人民与发展经济、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周恩来认为，人民的生活要改善，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领导者必须照顾人民的生活，但自己不能丢了艰苦奋斗。周恩来说：“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

晚年周恩来胸前一直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他喜欢说“我是总服务员”。周恩来以人民之心为心，始终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个“本行”，所以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强调，依靠人民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不能慢吞吞地发展，也不能急躁冒进。他强调多方面的平衡发展，以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他把人民的食衣住行件件放在心上，件件真抓实干。治水救灾直接关系到人民食衣住行的状况。他担任总理伊始就指出，水利做的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要为人民服务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吗？他担任总理二十六年，一直关心着治水这件大事。他把人民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样样放在心上，样样直接过问。他曾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特别重视搞好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工作，指出：“如果我们的卫生工作不把重点放在农村，那怎么为人民服务啊？”周恩来是重视人民这个“本”并重视务本的典范。

二、“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

周恩来遵循务本的原则，在总理政务、国务中重视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重视处理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必须由共产党提出，而且要共产党真正做到。”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重视处理好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文化工作中，周恩来重视处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遗产与创造、普及与提高等关系，指出：“百家争鸣，薄古厚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为处理好十大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和阐释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补充和丰富了十大关系思想。这里重点研究一下周恩来做经济工作重视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领导方法。

周恩来担任总理伊始，在阐述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问题时指出：“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工作问题。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

（一）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周恩来认为，领导者思考问题、部署工作要从全局出发，要克服个人喜好的主观主义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性，以制定出符合整体要求的全面的政策和总的方针。领导者的讲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新中国治淮时，周恩来确立蓄泄兼筹的方针，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整体上解决了上中下游的水利纠纷。兴修荆江分洪工程时，周恩来从整体上确立了“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的原则，很好地解决了长江与洞庭湖、湖南与湖北的水利矛盾。

（二）处理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力量新中国能不能站得住？对此，周恩来提出，一方面要有军事上的准备，做好国防保障工作，不仅要有陆军的，而且要有海军、空军的准备；另一方面，要搞好经济特别是生产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后来，周恩来宣布的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其中之一是国防现代化。周恩来在领导国防现代化建设中，要求贯彻实行和战结合的方针，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互促进的关系，指出：“集中优势的科学技术力量，加强国防建设，突破尖端，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国防现代化，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这对我国“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处理好恢复与发展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是旧中国经过长期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破烂摊子。在这个破烂摊子上怎样进行建设 ，这是人民政府的领导者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对此，周恩来强调首要的是恢复生产，恢复生产，第一是恢复农业生产，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恢复农业，首先要兴修水利，以解决土地不涝就旱的问题。其次，铁路交通这件事也必须在恢复工作中大力来做，以保证粮食多的地方能够运出去，调剂缺粮的地区。处理好恢复与发展的关系就是要从基础出发。周恩来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之一是“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那时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调整农业基础与工业发展的关系。

（四）处理好开源与节流的关系

开源节流是中国古代先哲重要的经济文化观念，周恩来将其运用到处理新中国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关系上。当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农民的负担。周恩来总结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财政收入问题的经验时指出：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将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这也要求农民的负担有一个限度，不能超过这个限度，这个限度的改变要看农民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而定。对于财政支出的节约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

（五）处理好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是以农业为基础与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关系，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周恩来要求防止两种倾向：其一，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的倾向是错误的。农业不仅是巩固财政、搞活流通、发展外贸的基础，而且农民的购买力和提供粮食、棉花等更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其二，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作用的倾向也是错误的。“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才能改变依靠手工搞饭吃的落后面貌。周恩来从人多地少、依靠手工搞饭吃的条件出发，分析了我国发展农业这个基础的困难与艰巨性，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粮棉生产等工作，亲自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

（六）处理好内外关系

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如何处理国内力量与国外援助的关系？周恩来的回答是“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自力更生为主就是要求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自己不断强大起来。周恩来指出：“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自力更生为主不是闭关自守，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周恩来认为，中国经济技术落后，不仅在开始建设时不能搞关门主义，“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

（七）处理好工商关系

工业与商业的关系是城市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影响生产。周恩来指出，要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的现状。新中国如何处理生产与流通、工业与商业的关系？周恩来认为，“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

（八）处理好公私关系

公私关系指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毛泽东确定的处理公私关系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周恩来阐释道：“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要不要私人企业？周恩来的回答是“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1970年11月1日，他批评“文化大革命”中强调集体养猪，忽视个人养猪，猪的头数曾下降过。他说：掌握政策很重要，掌握政策不稳就会引起摇摆。

（九）处理好劳资关系

处理私人企业中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是“劳资两利”。周恩来阐释道，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处理劳资关系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为了发展生产，对私人资本获取利润要有限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

（十）处理好上下关系

周恩来所讲的上下关系，既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指上级与下级、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周恩来处理这一关系时，既反对各自为政，又注意利于因地制宜，强调把统一性与积极性结合起来。他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

三、务本法与协调法紧密相连

领导者要做好工作，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一方面，务本是前提、是关键，也是目的和归宿。这就是周恩来强调的“总要有个本”“不能忘本”。这是领导者在纷繁复杂事务中抓主要矛盾、抓关键的领导方法；这更是关系领导者的立场、品德，其大等于“天”的根本。领导者做任何事、面临任何问题，若是把务本丢了，把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生产力忘记了，那就是本末倒置，那就会处理不好任何关系。

另一方面，务本要求处理好各种关系，能否掌握好协调方法会对务本产生重大影响。务好发展生产力这个“本”，就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力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务好依靠人民和服务人民这个“本”，就要处理好不同地理方位的人民的利益、不同阶层的人民的利益的关系，处理好人民的多种需要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经济与国防、恢复与发展、开源与节流的关系，处理好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才能促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

领导者做好工作，必须掌握好领导方法。领导方法是领导者的品德和能力的体现，也是领导者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水平的体现。学习和研究周恩来重视务本和重视通过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领导方法，不仅对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有重要启示和教育意义，对普通工作人员怎样做好工作也有重要启示和教育意义。

（作者：曹应旺，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