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历史阶段。自1937年12月南京沦陷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是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全国抗战的重要时期，也是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并与全国各界团结抗战的时期。如何适应新环境、顺应新形势以开展宣传成为当时的紧迫任务。

武汉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正式成立，并以一报一刊为据点，形成辐射国统区的新闻传播网；以传播效果为抓手，打造讲究策略性的宣传主阵地；以走向国际为指向，打通衔接国内外的新闻舆论场。通过构建专业高效的宣传队伍、多元灵活的宣传体系，长江局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工作，重点体现在打造宣传阵地、注重传播效果、拓宽宣传视角三个方面。

打造宣传阵地

1937年12月中旬，随着抗战中心向武汉转移，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在武汉组织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在武汉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创办报刊以争夺舆论话语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创刊。

《群众》周刊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的理论性刊物，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该刊设短评、抗战言论、经济与民主、民众动员问题、国际、军事、文化与教育等栏目，强调革命理论及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刊登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译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

1938年1月11日，长江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由长江局直接领导，报社下设编辑部、营业部、经理部、印刷部等，并成立中共支部和职工会。每日出版对开四个版面，主要栏目有专论、国际述评、经济述评、时事问答等，副刊还辟有工人生活、妇女之路、社会服务等。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在出版周期、内容分工、侧重点等各方面都各有不同。《新华日报》侧重时效性，主要围绕“日常的富有时间性的问题之解释与指示”进行时事报道和政策宣传。《群众》周刊则侧重理论性。

中国共产党通过创办一报一刊，时事与评论共抓，广度和深度并重，打破了国民党在思想言论方面“一家独大”的局面，从而有了自主公开发表言论的重要的宣传阵地。

注重传播效果

如何在严峻的困境下充分发挥党报党刊“抗日舆论工具和号角”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从办报主体到宣传内容，从发行方式到传播效果，不断摸索改进以完成自身形象的塑造，并逐渐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

一是以党员骨干为办报主体。1937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决定成立党报委员会，由潘梓年负责《新华日报》，华岗负责《群众》周刊，潘泊生负责出版工作。为确保报刊的党性原则，中共中央长江局从上海、南京等地抽调了一大批政治坚定、才华出众的党员为报刊负责人，在周恩来的精心领导之下，章汉夫、钱之光、杨放之、楼适夷等人成为报社最早的一批骨干力量。

二是宣传内容上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在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之下，围绕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坚持国共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题开展宣传。客观报道战况，如发表关于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的通讯近三十篇，报道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战绩；刊登消息、来信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在华暴行，激发广大民众团结抗日的斗志；报道后方民众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鼓舞抗战热情。

三是发行方式上借助组织的力量建立全国发行网。1938年1月13日，中共湖北省委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12日指示，制定了省委月度工作计划，规定要全力帮助全省各级中共组织建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通信网，并明确要求“农委方面介绍非同志的通信员五十人，工委二十人，青委十人，妇女五人，文化团体五人。建立外县代销处十处，本市及近郊五处。工人方面组织推销员十人，建立读者会五个”。至1938年2月，《群众》周刊日销售量达近两万份，《新华日报》日发行量于七月份突破两万份，“至十月武汉撤退前，最多达到三万份”。

四是传播效果上注重读者反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自创办起便十分注重通过读者调查研究来确定自身定位。《新华日报》在创刊当日就发文呼吁读者对报纸提供建议或批评，称报刊的理想就是“让看报的人成为本报的主人”，并于创刊后一月内连续刊发十几篇同类文章或启事。为更广泛地征集读者意见，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还通过召开读者研讨会和培训特约通讯员来开展调查。其中读者研讨会每两周举办一次，组织读者专门针对时事问题展开讨论，“从而定出正确的政策和口号，去综合各种行动和组织实际斗争以争取抗战胜利”。

拓宽宣传视角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国际影响的重要性，把对外宣传工作提到议事日程。1937年8月22日到25日召开了洛川会议，会上正式提出“抗日外交”的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抗日的外交”的总基调是“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努力取得其他各国的援助及世界的同情”，具体实施方法则是“必须开展抗日的国际宣传”。

建立国际宣传机构。1938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专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4月设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以加强对海外侨胞及国际友人的宣传统战工作，以“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国际宣传组的主要职能包括：编译国际宣传资料，主要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并向国外发行；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英文版）上发文，宣传中国的抗日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开展外事活动，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宣部门，国际宣传组为打破国际传播旧格局、开辟外宣工作新局面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于1937年冬确定香港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1938年1月在香港设立不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并以此为阵地，开展以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及国际友人为对象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

构建“他者”宣传视角。长江局广泛联系来华国际友人、独立自主开展政党外交、建立新闻互换交流关系以积极争取外部力量，通过构建“他者”视角、借助“他者”发声以完成自身形象的塑造。

广泛联系来华国际友人。武汉抗战时期，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国际宣传组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诺等“在武汉的四十多名外国记者”，荷兰著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等“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通过大量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新闻、考察报告、影视资料等作品对中国的抗战情况作了客观、公正的报道。

独立自主开展政党外交。长江局时期，周恩来在武汉会见了美国总领事约翰·戴维斯、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与之建立了良好关系。其中卡尔大使十分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以“新军”“新区”的形象向外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

建立新闻互换交流关系。武汉抗战期间，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在与外国在华记者保持经常联系的基础上，也同各国驻华新闻部门建立了互换资料、交流工作的友好合作关系，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国际“朋友圈”。国际宣传组一方面向外国媒体提供《新华日报》等新闻资料，另一方面也以外国媒体为接收信息的渠道，了解国际动态及国外舆论。

通过建立外宣机构以主动开展宣传、运营国际“朋友圈”借“他者”发声的宣传策略，长江局不断拓宽宣传视角，在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崭新面貌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同时，也实现了在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上的双重破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王玲 凌丽，单位分别为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