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革命”一词始终是党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核心词汇，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创造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话语体系。党在其领导的城市工作中自主开展了以“革命”为主题的具象化表达，创造性构建了围绕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成为研究党的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新中国开启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但由于西方民主革命的话语迷雾和苏联“城市中心论”的话语限制，致使在分析与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中，明显存在实践上改良与革命的“手段之争”、理论上革命与现代化的“范式之争”。为此，需要回溯与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城市工作的历史，研究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的生成语境、演进过程及价值意蕴，跳出西方话语控制，克服苏联话语限制，厘清手段和范式的问题，夯实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伟大斗争的精神力量，更加坚定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的生成语境（1921—1949）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其生成有着宏大的历史背景、深厚的理论积淀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话语生成的理论之源：马恩关于城市革命的论述

“任何近代城市现象都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去寻找原因，而任何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都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城市的见解，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工作中继承和创新革命话语提供了理论源泉。

城市是无产阶级诞生的空间基础。马恩认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随着人类进入城市统治着乡村的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吸附了资本、聚集了人力、推动了工商业等飞速发展。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成为生活在底层、在工厂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让“无产阶级已形成一种力量”，并逐渐成为社会阶层构成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党在城市的诞生积蓄了阶级力量。

城市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舞台。“近六百年来，一切进步的运动都发源于城市……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达，由其不平等分配所引发的劳资矛盾、城乡矛盾就越尖锐。在城市里，“工人首先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近代中国，城市成为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主要场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城市尤为尖锐。先进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大主要城市领导广大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建立学会组织宣传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城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关键。正如马恩所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使得工人群体逐步认清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并认识到“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其实践代表是以城市起义为核心的巴黎公社，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就以革命军队推翻资本家政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纲领，“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为此，党领导开展城市革命，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二）话语生成的城市之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城市性质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多是消费性城市，其“存在和繁荣是经过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剥削方式取得的”，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的特殊性。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决定了党领导城市革命的对象是反对帝国主义。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发动战争和签订不平等条约，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列强勾结中国的反动势力，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掌控中国政治军事力量，将城市变为其积聚侵略势力的大本营。党坚持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目标，主张“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坚持在城市中以无产阶级领导联合各阶级力量共同对抗外部敌人，建立起对抗帝国主义势力的统一战线。

近代中国受到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决定了党领导城市革命的对象还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指出作为上层压迫者的大土豪、地主、劣绅、官僚、买办阶级对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阻碍，及作为中层压迫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摇摆性。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代表的上层压迫者，利用买办阶级拉拢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以维系其腐朽统治，“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形成压迫城市人民的反动联合，致使“城市工人、苦力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完全没有活动的自由”。因此，党依靠并联合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城市工人进行共同的斗争，组成“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三）话语生成的时代之需：早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探索

西方列强与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贯穿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救亡图存、复兴中华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志愿。太平军、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等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其救扶苦难民族的一系列革命实践，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城市的建设。

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失败证明，只有进行暴力革命才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兴办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矿业、电报、交通等一系列现代产业，开展了一些城市建设工作，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漠河金矿等一些城市企业，但甲午一战击碎了守旧势力的美梦。继之而后起的维新派主张学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终在顽固派的阻挠下仅推行百天便夭折。改革和改良运动的相继失败让先进人士和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不进行城市革命，建立新的政权，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便不可能实现。

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失利证明，只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城市革命才能获得最终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旧式农民革命的顶峰，在中外联合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宣告失败，证明了“没有工人的领导，农民革命很少成功的希望”。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最终以袁世凯的复辟而宣告失败，证明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数次救亡运动都未能根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人民不能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这些失利再次印证了，进行城市革命，建立新的政权，“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四）话语生成的实践之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历史选择

“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形势与面貌焕然一新，但党领导城市工作的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并非一蹴而就。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工人运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党的建立离不开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援助。受共产国际革命理论的影响，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予资产阶级，压制农民运动、放弃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至1927年，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分别发动政变、武力清党，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大革命亦宣告失败。国民党对革命的背叛充分证明其反动本质，也证明只有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同国民党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城市革命的特殊性。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选择党内合作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且在合作中长期负责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坚持“先党后军”的发展战略将军事武装力量的建设交给国民党。国民党的倒戈使共产党人很快处于弱势地位，全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工农运动因失去军事依托而极快衰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之消灭了”。毛泽东指出：“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随后，党相继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革命斗争的失败教训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尤其是在城市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在深入思考和逐步探索中成功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的发展演进（1921—1949）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载体形式，话语表达反映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且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的内涵和表达，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

（一）践行“城市中心论”和提出“城市武装暴动”的革命话语（1921—1927）

“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看到了俄国模式的先进性和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新希望。党在成立之初，践行“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依靠工人阶级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围绕革命的任务和方式构建起区别于资产阶级妥协退让式的革命话语。

城市暴动的目标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实现完全独立。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指出党的目标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二大指出党的奋斗目标，“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明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将城市武装暴动的对象直指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

城市暴动的根本依靠力量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蔡和森也指出：“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党充分借鉴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暴动的成功道路，提出“城市武装暴动”的革命话语，将武装起来的广大民众、联合起来的工农群众作为开展城市暴动的根本依靠力量，在全国的主要大城市内广泛领导工人运动，建立起了城市工作的阶级基础，推动国民大革命走向高潮。

城市暴动的主要方式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八七会议”指出：“四月一直到七月底，党的指导都是照着改良主义去决定他的策略……失掉了我们党自己的独立性……一直让步到党不能公开的成立。直到八月初南昌事变起，于是才开始有一坚决的转机，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后的情形一定与过去不同了，这是因为我们能坚决照革命路线上走。”这说明，党深化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意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一味地妥协退让没有出路，只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功。

（二）破除“城市中心论”和构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话语（1927—1937）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在城市中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深化了对国情的判断，逐渐形成了对革命道路问题的科学认识，破除了“城市中心论”，构建起“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话语。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话语是作为“城市中心论”的破除而提出的。1928年9月，中共中央致信湖北省委指出：“你们总计划中在斗争的布置上有用乡村包围城市的企图（如以监利、沔阳、石首等县包围沙市，以秭归、宜都、长阳、枝江等县包围宜昌，以及各区向武汉发展），这种倾向，是极危险的。”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妨碍斗争中心从城市到乡村的转换。此外，对乡村工作的积极肯定也是建立在以城市为中心、乡村工作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层面上。1929年，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指出：“城市是政治经济中心，假如城市工人不起来取得城市的政权，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我们的力量在乡村不论如何大终难到长期的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话语的理论基点是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为反对党内长期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奉为信条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调查和了解中国，才能正确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话语构建是农村根据地成功实践的理论升华。秋收起义攻打大城市的失败教训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使毛泽东对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具体实际有了深刻把握，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正确理论。他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条道路实际就是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积蓄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政权。这是一条破除“城市中心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新道路。

（三）扬弃“城市中心论”和创新“城市同等重要”的革命话语（1937—1945）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时，各主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都已沦陷，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党就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及抗战胜利后夺取城市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实现对“城市中心论”的扬弃，创新出“城市同等重要”的革命话语。

敌占城市的地下工作是根据地敌后抗战的有力援助。在日军广泛占领大城市，党的城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艰难条件下，党精心布局在城市的秘密工作。“在这里党的任务是进行长期的秘密工作，聚集力量，隐蔽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同时援助附近乡村游击战争。”党广泛吸收和动员城市中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爱国群众，以支援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充分的城市工作是夺取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尽管抗战以来的工作重心是在广大乡村，但夺取城市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城市工作和其它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第一号）》更是发出号召：“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认识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城市同等重要”是党基于局势变化作出的战略选择。在抗战迎来胜利曙光的背景下，党对以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工作作出详尽部署。1944年，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根据这个要求，党从指导思想、组织力量、工作方法和干部准备等方面进行了敌后城市工作的设计，成立专门的城市工作部门，为最后的胜利作准备。

（四）发展“城市中心论”和开创“保护建设城市”的革命话语（1945—1949）

解放战争时期，党围绕革命斗争的空间场域由乡村到城市的第二次转换和城市工作由夺取和建立政权到恢复和建设城市的内容拓新，实现了武装夺城的暴力式的革命话语到建设新城的发展式的人民话语转换。

党着手工作中心由乡村向城市再次转移的准备。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党逐步掌握了城市的领导权，如何领导城市，需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即将到来的重大转变。1947年，陈毅就指出，我军不仅要完成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而且面临着从农村到大城市的转变，面临着从解放区向全中国的民主高潮的转变，这就要更加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各种准备和教育工作。只有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克服自身局限，全面接管城市。

新收复城市保护建设需要党转变对城市的认识。党自身的先进性要求党必须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接管城市工作。1948年，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担任军事管理的司令员和政委，必须向党、向民主政府、向解放军、向人民采取最负责的态度，来保护新收复城市”。未来长期占领城市的需要，必须摒弃只重视攻打城市而忽视保护建设的做法，依靠劳动群众取得城市建设工作的成功。

党开展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生产和建设。运动式的夺取和攻占城市政权是暴力式的革命，内涵式的建设和发展城市生产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当城市再次成为党的工作中心，其内涵也就从革命时期的反革命堡垒彻底转变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业基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随着革命斗争的实践而不断转化和演变，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话语体系，扎实推进理论创新的奋斗历程。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的价值意蕴（1921—19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城市工作中不断深化对城市、城市革命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创新性地构建了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拓展和推进现代化准备了前提，彰显出深厚的价值意蕴。

（一）跳出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的话语控制

“八七会议”批评党内存在以“妥协退让”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时指出：“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与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其革命话语体系构建也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话语体系大相径庭，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在城市实行最彻底的革命运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占社会少数的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统治、争取发展空间的革命斗争运动。资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必然会将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弊病，在罢工运动之中认识到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充分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在无产阶级的强力领导下深入推进革命斗争运动，“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二是坚持共产主义的目标，力求建立更加民主的城市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挥出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但资本利益至上的阶级本质注定其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必然要被更加先进的制度所取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确立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积极展开工人运动与城市人民民主运动，为建立共产主义的民主国家奠定了基础。

三是坚持人民城市的导向，保障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抑或是由此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均是在资本逻辑下运行和发展的，保障城市物质财富私有是其唯一目标。相应地，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将广大的受压迫人民团结在工人阶级的斗争旗帜之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公有制基础上保障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废除封建的剥削制度，追求城市建设为保证全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

（二）破除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话语限制

十月革命为中国带来了新的革命话语借鉴，也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危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实践中逐渐破除了苏联“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话语限制，创新性构架了中国特色的城市革命话语体系。

认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在理论上破除对以俄为师的教条迷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以俄为师引入苏联革命话语实现对中国革命话语的规训，是党出于对自身有限实力的客观判断作出的必然选择，且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应服从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因此，坚持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的苏联革命话语成为全党遵从的主流思想。事实证明，苏联话语中以俄共组织体制改造国民党、以俄国模式推进中国革命在中国行不通，革命的顿挫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机械地照搬苏联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实情。“八七会议”上，党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拓展城市“秘密工会”等新的革命话语，在同各种党内错误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效结合。

发展建立农村苏维埃，在实践上突破了对中心城市工人暴动革命模式的局限，找到了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共产国际在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中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因此要准备城市工人的总政治罢工。但中国与俄国相比较，低的工业化程度、工人数量及组织水平的现实情况，且国民党政权在中心城市基本稳固，客观上降低了党成功领导城市暴力革命的可能性。鉴于围绕大城市开展的暴动均以失败告终，党中央提出“在乡村中大发展游击战争”，“集中力量割据某县或数县”。至1930年3月，全国已创建包括赣西南、鄂豫皖、湘鄂赣等在内的十几块根据地。此后，党深刻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群众的斗争是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城市与农村的革命运动不再是割裂与对立的关系，相反农村根据地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的发展”，是“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重要保障。

（三）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拓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崭新阶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这一阶段，党领导城市工作在“接管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等革命话语的主导下推动新中国各项城市工作的开展。

“从革命到建设”，赋予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崭新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城市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推翻旧政权，实现城市解放和人民翻身。这一时期的城市工作更多地强调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以夺取城市的控制权和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转变为强调建设城市、发展城市等。这一变化体现了党对城市工作重点的调整，也反映了党对城市工作理念的升华。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要求，比如党认识到“建设”是“革命”的延续，在新的秩序下需要发挥出革命话语的建设性一面，体现出党对历史使命和战略思路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党对城市工作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从阶级革命到生产力革命”，拓展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深层意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主义革命较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突出的特征是由阶级革命到生产力革命的转变。毛泽东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阶级斗争推翻了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但不能完全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因此革命对象从过去的“三座大山”转化为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等，党的工作重点也转向生产力革命，即通过对城市工商业的改造，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城市生产力，革命话语则采用了生产力发展、文化革命、经济建设等更为具体的表达。

（四）构建了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建构历程，内含对改良与革命两种方式的选择、革命与现代化两大范式的转换，彰显了党领导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适应性构建了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话语。纵观人类发展史，改良与革命都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两种重要方式，哪个更适合近代中国，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基础做出正确选择。民主革命时期走改良的道路抑或是走革命的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论的焦点，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在党领导城市工作的早期阶段，也存在“笔杆子”还是“枪杆子”的争论，其工作路线与方针受到改良主义的侵蚀，主张“放弃革命”或“拒绝革命”，企图以中间路线剥夺党的武装斗争。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立场，自觉与改良思潮作斗争、与改良主义画界线，革命的话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构建起以“革命”为特征的政党特质。显然，革命话语贯穿党领导民主革命工作的全域，在城市革命中表现尤其明显，深刻彰显了党的革命特质。

创新性构建了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范式。在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革命与现代化是一对核心讨论范畴。推进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创、拓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关键就是城市建设和发展，因为“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党成立之前，旧式现代化实践都未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不仅没有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革命堡垒。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实践中，深化对城市革命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提、奠定了基础，从而突破与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移植”到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缺位与错位，创新性构建了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范式，实现了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融通和转换。

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体系，根源于党领导人民夺取和恢复城市主权、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使命，生成于党领导人民从城市转到乡村最后夺取城市的生动革命实践。这28年的艰苦斗争，形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城市理论的丰富发展。马恩城市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城市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同时，党的城市工作实践又推动了马恩城市理论的中国化。党适时调整工作重心，使马恩城市理论具备了中国式的特征与形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实践，实现了对马恩城市理论以夺取城市政权领导革命胜利的路径创新，以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为核心构建起中国特色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体系，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城市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是对城市革命这一问题的创造性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工作、怎样进行城市工作是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要回答的基本问题。近代中国城市是反革命的大堡垒，但也是先进生产力和无产阶级诞生、发展的地方，这为党开展城市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党明确了城市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城市斗争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城市斗争的前景目标是要变反动阶级统治下的城市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有，城市工作的依靠力量是工农民众。依据中国现实国情，党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城市工作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和范畴的建立，党对城市革命问题的系统性、创造性回答是构建中国特色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的思想依据。

中国特色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体现了党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选择在城市举行暴动以期夺取政权，但攻打反动力量占优的城市不能促进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会对党造成更大的损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在深入调查研究中把握中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将革命斗争的重心转到广大农村地区，而中心和目标始终是夺取和占领城市。这样的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坚持和运用，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必须深入中国革命和城市工作的实践，破除不合时宜的落后思想和错误认识，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

中国特色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话语体系创新提供借鉴。中国特色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以革命手段夺取城市政权的中心任务在实践中创造的话语体系，蕴含着党坚持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围绕中心任务，独立构建与创新政党话语体系的规律性认识，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丰富发展提供精神滋养，见诸新中国成立后党依据不同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环境创新革命话语体系的历程中。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在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革命话语体系又拓新出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铸就了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中国特色城市工作革命话语体系的开创彰显了“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中国特色城市工作的革命话语源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作的实践，鲜明体现了革命时期城市工作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成功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世界体系。跟中国有着相似境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世界殖民体系压迫而奋斗的民族，渴望用马克思主义改变自己命运的国家都能从中汲取智慧，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武器；就是要以本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深刻把握本国国情和实际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走符合本国国情、历史传统、人民选择的正确道路；正确认识、把握和处理城乡关系，统筹协调好城乡工作，通过城市建设和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作者：刘吕红，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