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纵贯南北，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易守难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开展游击战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基于太行区独特的地理优势以及社会状况，在此地同步进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根据地政权的建立。太行区党委依据中共中央统战工作方针，确立了正确的统战政策，开展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统战工作。

建立“三三制”政权，团结各阶层人士

从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到1940年春季，太行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处于初创阶段，政权建设发展不平衡，法治建设不完善。为了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汇聚社会各阶层力量，特别是争取中产阶级及进步士绅的认同与支持，有效孤立顽固势力，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该文件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即在各级政权机构人员构成上，确保共产党人、非共产党人的左翼进步人士以及中立派或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席位。此举旨在构建更广泛、更坚实的统一战线，促进民主协商，共同抵御外侮。

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政权，是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和重要工作。1939年至1940年春，太行根据地连成一片。为实现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建立统一的政权，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成立冀太联办，“三三制”政权建设从此进入实质性阶段。百团大战基本结束后，冀太联办又召开了“专员县长会议”，进一步部署“三三制”政权建设工作。同时，在辽县（今左权县）泽城村建立了“抗战建国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基层政权建设人才。太行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村选运动，将大部分的农村政权掌握在抗日积极分子手中。广大农民挣脱了地主及乡村豪绅长期以来的桎梏，初步展现出了投身抗日斗争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鉴于华北地区抗战态势的演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巩固革命根据地、凝聚民众力量视为核心使命与战略重点。在开展村选运动的同时，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在冀太联合办事处所举办的第二次行政会议中，正式倡议构建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以下简称“临参会”），旨在加强区域民主建设。他提议，正值抗日战争步入第四个年头之际，应适时召开临参会的首次全体会议，以进一步凝聚抗战力量，共商边区发展大计。为进一步阐明“三三制”原则，邓小平于五月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深刻阐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施民主政治，说明了共产党对政权发挥的指导和监督作用。1941年7月，晋冀豫边区临参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桐峪镇召开。此次会议经过四十一天的深入探讨和审慎审议，圆满完成了边区议会、边区政府及高等司法机构的选举任务。这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首个严格遵循“三三制”原则构建的抗日民主政权正式成立，开启了民主治理与抗日斗争相结合的新篇章。

“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其建立不仅在农村广袤大地上实现了性别平等的重大跨越，还有效撼动了阶层壁垒，显著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与拥护。这一制度下的选举实践，为底层农民开辟了广阔的晋升空间，孕育了众多乡村领袖，显著提升了根据地民众的政治觉悟与实战能力，使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民兵组织、民众安全保卫及生产领导等多元化任务之中。基于村选运动而构建的新农村政权体系，不仅捍卫了农民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迁徙、居住及信仰自由，更在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生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实行减租减息，兼顾农民和地主、富农利益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为民族主要矛盾。在当时，地主和官僚资本相互勾结，垄断土地，将名目繁多的粮食税和苛捐杂税转嫁到农民头上，农民生活异常艰难。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国内外发展大势，为保障农民利益，审时度势地将土地革命时期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策略灵活调整为实施减租与减轻利息负担的政策，改善农民生活，联合地主共同抗日，从而巩固太行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深入分析和总结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成效与经验教训过程中，中共中央深刻洞察到：在那些成功促使地主阶层切实履行减租减息义务，并确保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承担交租交息责任的地区，人民群众参与抗日斗争和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大幅提升，进而为当地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相反，在那些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未能有效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区域，民众的抗日热情普遍不高，难以形成抵御敌人侵扰和“扫荡”的坚强防线，导致根据地建设步伐迟缓，未能实现预期的巩固效果，呈现出一种脆弱和不稳定的局面。

太行区从首先采取蒋介石、阎锡山提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方法到1944年冬实行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抗日积极性也大为高涨。以1941年至1942年间太行区减租减息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为例，根据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核心要义，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于1942年4月15日召开扩大会议，旨在通过组织干部学习和深入研讨，随后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发动农民，联合地主与富农。”“今天是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虽然这一时期敌人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更为紧密，但减租减息斗争却比以往任何一年进行得好。武安、涉县在反“扫荡”后，从反维持、反贪污、反摊派入手，发动群众。随后便深入减租减息，推动农民通过自己的斗争，实现减租、收回押地。1942年11月，涉县在南岗村举行了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联村斗争大会，分别于3日、13日及24日盛大开幕。这三次大会规模宏大，参与群众人数超过千人，展现了空前的团结与力量。在大会上，广大村民将债务契约烧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剥削阶级的枷锁。此举不仅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更使得广大农民长期被非法侵占的土地得以回归，实现了土地权益的正义复归，为农村的解放事业和土地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1942年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中，太行区党委还逐步构建了一套兼顾地主与农民双方利益的策略体系。比如，在减租环节上，创新性地提出了根据土地质量差异来确定合理的租金比例；对退租年限、何种应退、何种即可不退，也作出了具体规定。

在减租减息运动的推动下，地主富农经济有了较大削弱，贫雇农占比上升，中农数量增多，贫雇农土地有了较为明显增加。减租减息运动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使得根据地内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通过实行减租减息这一经济统战工作，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极大提高，开始支持拥护党的政策主张，踊跃投身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当中，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巧用“让步”策略，维护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全部抗日过程中，统一战线依然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其中，“各军队的统一战线”就是军事斗争上的统一战线。太行区为了发展抗日民族军事统一战线，在发动群众团结抗日的同时，也在积极开展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对阎锡山实行适当“让步”策略，维护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

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后，毛泽东向阎锡山致电，申明“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难坐视也”，随后亲笔写信给阎锡山，陈述红军抗日诚意，希望能与其一道守土抗战，将山西建成一道抗日防线。193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遣彭雪枫同志作为全权代表，秘密前往太原，与阎锡山进行了首次会晤。经过深入细致的协商，双方就多项重要事宜达成共识，包括设立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在山西的秘密联络站点、构建双方之间的联络，以及由阎锡山方面为中共交通员及太原的隐蔽电台签发通行许可。这一系列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中共与阎锡山之间建立了直接且常态化的沟通渠道，推动了党在山西地区统一战线工作的落实。及至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特命秘书周小舟携带其亲笔信函紧急赶赴太原，与阎锡山深入探讨了“坚定抗战之战略方针、实现抗战目标之具体途径，以及红军部队如何有效开赴前线，与友军协同作战”等议题，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合作基础，共同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1937年7月28日，阎锡山复函毛泽东，表示：“先生抗日至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等重要代表前往山西，与阎锡山就八路军进驻山西并参与抗战事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磋商。经过多轮富有成效的谈判，双方在八路军的战斗准则、领导指挥体系及活动地域划分等关键议题上达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共识，为八路军在山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1937年9月至11月，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实力派组织力量，与八路军密切配合，太原会战战绩显著，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致力于抗日根据地的构建，构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抗日防线，其中，太行抗日根据地犹如璀璨明珠，熠熠生辉。太行根据地在抗战烽火中，始终不渝地秉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刻洞察统战工作的广泛性、复杂性与战略价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灵活融入抗日实践，积极践行统战工作，成为华北敌后游击战的中流砥柱。

（作者：丁健 李丽，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