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革命战争年代，为应对困难和巩固红色政权，我们党积极贯彻厉行节约的方针，号召党员干部和群众同心同德“过紧日子”渡过难关，有力支援了革命事业和经济建设。虽然各个阶段面临的困难迥异，采取的节支方式各有侧重，但以政府“过紧日子”换取人民“过好日子”的初衷不曾改变，“过紧日子”也成为我们党应对和化解困境的宝贵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党员干部模范带头省吃俭用

由于国民党接连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匮乏，军民生活极其困难，红色政权面临生存危机。为应对危机，党中央号召党员干部模范带头省吃俭用，中央苏区政府提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集中财力保障军需，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封锁。

毛泽东当时只有一床连棉花带布不到三斤半的旧棉被，晚上睡觉用禾草做枕头，衣服只有两套，还打了很多补丁。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中央苏区的干部和工作人员都只分配一双草鞋、一顶雨笠。中央苏区政府提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的口号，在党政人员中废除薪饷制，实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呼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苏维埃政府率先垂范，机关人员每天只吃两顿饭以节约二两米，九个人用一盏灯集中办公，每间办公室只发一盒火柴。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大幅减少预算和杂费等，后方军事机关也尽量减少浮支。中华全国总工会还要求中央苏区工作人员自带伙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不要公家伙食费，从家中背米办公。闽西有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歌谣真实反映了当年中央苏区干部访贫问苦、节约奉公的动人形象。仅四个月时间，中央苏区各部门不仅完成了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的目标，且实际节省额比计划数超过近一倍达一百三十万元，超额完成预定目标。

抗日战争时期：开展大规模节约运动和精兵简政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的经济掠夺，加上国民党切断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来源，根据地各项供应紧张，财政发生严重困难。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规模节约运动，此外，中共中央实施精兵简政，以节省民力、减轻人民负担，齐心协力渡难关。

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按照中央指示，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较为详尽的节约举措，通令所属各部、各级机关详细传达、广泛动员,当时主要包括节约粮食、被服、办公用品等吃、穿、用三个方面。1942年，晋西北行政公署规定，从预决算制度入手严把粮食节约，严格执行粮票制度，从严贯彻客饭制度，所有在职人员均不得开客饭，各机关临时召集的会议和训练班，“其参加人员均由原机关、部队携带粮食或粮票，一概不许另列预算”。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规定，厉行被服登记、使用制度；五年一条棉被，二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单衣；被服按季交公家保管，破烂被服交公；无被服表不予分配工作。边区政府还规定，印刷品少留空白和天地，“十份以下不印刷”，一般不用完好的白纸，需要使用好纸时，也要做到一张信纸两面用；在信封的使用上，一个信封要用四次；在笔的使用上，则严格执行“旧笔换新笔，一年一个笔帽”的制度；在灯的使用上，提倡尽量少点灯。1943年，晋西北行署贸易局利用废税票代纸，每月节省麻纸七刀，每年可节省白洋七十元；晋西北军区政治部收集利用废纸、旧本子，每月少用纸张两百余刀。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1942年，毛泽东曾强调：“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的重点是严控负担人口与军政人员比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精兵简政运动先后进行过三次。1943年2月实施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出，边区政府吃公粮的人员尚有一万一千五百名，这次精简决定减至七千五百名，即减去百分之三十五。与此同时，党的中央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精简。1943年3月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成小而精干的中央研究局。陕甘宁边区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到二十二个，边区政府机关在紧缩后，精简百分之四十八人员，节省百分之四十六经费。总部直属队紧缩后只留下原有人员的百分之四，其余的充实基层或回到生产第一线，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精简机构，裁减冗员。

解放战争时期：坚持厉行节约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争摧残的解放区经济十分困难。毛泽东多次提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思想，提出实行供给制，主张降低党员干部生活水平。1946年7月，他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强调，必须作持久打算，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切实减轻人民负担，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各级党组织纷纷响应党中央号召，相继出台了具体方案。

解放战争开始后，陕甘宁边区成为大后方，为前方提供物资，保证前线供给。1946年10月，西北局发出《为支持长期自卫战争关于厉行节约的指示》，安排部署边区厉行节约工作，要求边区军民必须更加加紧生产、必须更加厉行节约，提出开展检举贪污浪费运动、紧缩开支、精简机构、艰苦生活、爱惜公物等七项任务，全面而又细致地规定了各财政供养机关厉行节约工作规范。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重兵，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各机关及西北局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面对撤离后的物资紧缺困境，西北局后委发出生产节约的指示，要求全体后方人员，除伤病员、年老者在当地条件许可下适当优待外，一律节衣缩食，学会过贫农生活，锻炼艰苦作风。节约的主要物资是粮、草和被服，要做到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草，一寸布。中共中央华东局通过了精简、节约、清理资财三大方案和具体办法，在实行精简的同时，狠抓节约开支，明确提出三个方面要求：一是降低供应标准，取消干部待遇，取消小厨房；二是减少一切非必要开支；三是节省个人耗费，如停止发烟及减低机关伙食标准，改善工作方法，以最低成本获得最高的生产质量，提倡劳动竞赛，动员工人及技术部门同志自愿适当降低津贴，向党员干部提倡个人节省，要求不乱用公家一文钱、一粒粮、一点东西，养成廉洁奉公的模范作风。1948年春，淮北解放区因战争和连年大水的双重重创，财政陷入极度困难。中共华中七地委为应对困难提出了十大方案。其中，厉行节约方案规定，凡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民，每人每日节粮二两；尽量节省开支，取消纸烟招待，晚上少点灯，降低机关伙食；注意个人节约，不准随便乱用民力。淮北各地也立即开展精简节约、抢救灾荒运动。淮北地委、专署、交通局等一致决定改吃两顿饭；同时，为减少人民负担、不浪费民力，地委直属机关组织干部、杂务人员自己向灾区运公粮。这些节约措施的贯彻实施，促进了解放区经济建设，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资保障。

（作者：陈琪瑶 王建华，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