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熹姬 龚齐珍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趁机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断供、断邮、断捐的经济封锁，严格限制与边区有关的货物往来。一时间，边区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困难境地。为渡过难关，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同时，及时调整贸易政策，主动拓展内外商贸交流，给边区经济带来了蓬勃生机。

 

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刚显露时，中共中央就号召根据地居民开展生产运动。皖南事变前，军民的全部需求，除部分自给外，不足部分主要向边区外采购。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几乎断绝，军民供给极端困难。在毛泽东“自己动手”的号召下，各机关、学校和部队除开荒种地外，也开始发展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商业贸易。虽然由此解决了部分经费问题，但随之也出现了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等不良倾向。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强调经济工作要集中统一领导，“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明确发展经济要“公私兼顾”。1943年2月，边区政府成立物资局，由其负责“统一管理边区出入口贸易、物资、物价”，并将此前各自独立的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光华商店等大型公营商业机构划归物资局管理，通过一系列办法，边区对外贸易的组织性和时效性不断增强，为保证供给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发展内外贸易

 

为争取贸易平衡、增加财政收入，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贸易局工作的决议》，边区开始实行“对外调剂、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在扩大对外贸易方面，一是积极组织特产输出。1942年，边区成立了盐业公司和土产公司，主要任务是立足边区自身实际，根据财经条件和财经政策，统销边区特产出口。在此过程中，贸易机构非常重视搜集经济情报，在各口岸建立情报联系，及时掌握物价行情及金融动态，机动灵活地开展贸易斗争。当时，进出口物资采用三个价格（高价、中价、低价）浮动。这样既能节省物资、保存实力，又能打击、制止投机商贩及国民党的扰乱活动。比如，边区运盐季遇到国民党压价收购，就筹集足够资金囤积，待其缺盐时，提价出售。二是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为解决边区道路崎岖，物资运输不便等问题，边区政府专门拨款修路，修建和拓宽了许多大车路、驮道，运输能力大幅提升。1937年边区仅有公路二百一十一公里，到1943年时，边区的公路里程达到了一千六百八十公里。同时，为了便利商旅往来，边区在主要干线上建立转运站、骡马店和草料店。广泛发动群众力量组织运输，组建各种形式的合作运输队，形成了运输网络。这些措施使得边区特产的出口量明显提高，仅食盐的出口量就由1940年的十五万驮增至1943年的二十五万驮，以食盐为代表的特产出口，在打破边区贸易困境、换取紧缺物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活跃内部市场方面，边区政府十分重视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建设。一是发展私营商业。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决议中就将“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以利商业发展”作为政府重要任务之一。1940年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应该奖励民营企业”。1941年5月，边区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在这些政策激励下，边区私营商业发展迅速。以延安为例，1936年有私商户数一百二十三家，到1944年私商户数已达四百七十三家，经营范围涉及数十个行业，从业人员逾千人。二是繁荣集市贸易。无论是新建或恢复集市，相关地区政府都会在此之前选定成立“集市筹备委员会”“负责管理街市建设，集会筹备工作”，规定具体的开市时间，并要求公营商店、合作社准备大量货物到集市出售。每逢集日，摊贩林立，百货云集，交易成果丰硕。边区集市常与骡马大会相伴举行。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延安举办骡马大会，很多商贩慕名而来，市面上牲口、粮食、柴炭、布匹等物资丰富，交换方便，牲口买卖日交易额就有二百多万元。毛泽东、朱德等到访延安集市，“缓步场中，细心观察，关心每一商家的营业状况”。为了使交流更加便利，在骡马大会期间，定边分区税务局还专门在会场搭建一布棚，为往来客商办理牲畜过境及出境登记，设置货币交易所为外来客商兑换货币。

 

加大金融支持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银行成为贸易机构的重要外部融资渠道。边区盐业、土产公司成立后，边区银行便为其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除长期投资外，还经常临时性透支数十万元支持其开展对外贸易。物资局设立后，边区银行更是以法币、现洋等投入，物资局系统的资金占有额占银行可用资金（发行额）百分之四十以上，为开展贸易斗争提供了保障。1941年以前，边区银行的商业贷款对象主要是公营商店。随着边区政府对私营经济的重视，边区银行也开始在业务上加强对私营商业的兼顾，为边区商人提供小额抵押放款、救济性放款等融资支持，帮助商人维持营业。如1942年，“银行施行普遍救灾贷款，借以扶持其继续营业，为数达十余万元”。边区银行发放的贸易贷款余额由1941年末的三百万元增至1942年上半年的一千六百五十多万元，1942年下半年更是占各项放款的首位。此外，为适应商业发展及市场需要，延安还设立了商业代办处，专门办理商业往来事务，为商人提供法币兑换业务，发行流通支票，有力地支持了边区商业发展。

 

维护市场秩序

 

为保障贸易安全，保持市场稳定，边区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制定管理办法。在严密的封锁环境下，出入口贸易是边区实现经济突围的重要路径，因此边区政府对进出口贸易管理尤为重视。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战时管理进出口货物及过境物品暂行办法》，将进出口货物划分为允许、特许和禁止三大类，对每类货物都列出了详细的货物单，并分别规定了管理办法，该制度的出台，不仅使边区进出口货物管理在防止敌顽倾销、破坏金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二是发起平价运动。抗战时期，边区由于物资缺乏，边币贬值，加上部分商人囤积货物、哄抬物价，导致边区物价波动。对此，边区政府组织边区内各大公营商店有计划地从外购进生活必需品，以低于市价出售。1941年6月，延安开展平价运动，通过稳定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广大群众消除了恐慌心理。三是整顿商会组织。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1943年，边区政府对商会进行了改造，在政府的领导下改组了商会委员会，增加了中小商人的名额，以纠正大商人包揽一切的现象。同时，边区还以行政、法律等手段对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等不正当的商业贸易行为予以严厉的惩戒，以保证商业健康、稳定地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南昌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