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 彭小青

 

1934年10月，为应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苏区也各自面临“围剿”的困境，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均先后开始了长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军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红军长征是如何决策的？红军长征又是如何出发的？让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回望九十年前红军长征的壮烈辉煌，追寻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和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答案。

 

红军长征决策的缘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集团控制下，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置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于不顾，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安内”的反动政策，向全国各苏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1933年9月，国民党以一百万军队、两百多架飞机，对全国各苏区发动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围剿”——第五次“围剿”。其中，安排一半的兵力五十万人，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红军虽英勇作战，但接连失利，遭受巨大损失，根据地日渐缩小，又错失了与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的机会。

 

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数千里之外的另一支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刚刚取得了粉碎四川军阀六路围攻的胜利。然而，失败的敌人并不甘心。1934年10月，蒋介石对四川各路军阀，拨款两百四十万元补充兵力和装备，总兵力达两百个团以上，与“围剿”中央苏区一个战术，企图消灭红四方面军。要再次应对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红四方面军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从1932年12月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用十四个师的正规军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对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连续“清剿”和“围剿”。红二十五军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以及敌人的疯狂“围剿”，部队损失很大，鄂豫皖苏区人口锐减，兵源枯竭，军民生活极端困难。

 

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全国各苏区都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境地——这是红军长征决策时所面对的严峻形势。

 

红军长征决策的战略谋划

 

广昌保卫战失利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得不开始考虑主力红军撤离苏区的问题。1934年5月初，李德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了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并提出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建议”。

 

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通过在上海的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一是红军主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二是坚决“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6月15日，共产国际召开会议，对中央红军的撤离问题及其复电进行审议。6月16日，共产国际在复电中指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并要求：一是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二是必须派出一支强有力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牵制敌军；三是红军主力必要时“向湖南方向撤离”；四是“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还可以在中央苏区坚持一段时间，为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赢得准备时间。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共产国际的这个“六月电报”，成为中共中央组织实施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性文件。

 

1934年8月15日，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埃韦特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已开始准备让主力部队向湖南方向突围。“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敌人也知道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

 

1934年9月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安排部署中央苏区留守力量，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苏区；下发《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等文件，派遣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工作并传达周恩来的口头指示，鄂豫皖省委据此作出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定等。

 

至此，红军长征决策最终完成。

 

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层次反复商讨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既是应对反“围剿”失败的被迫无奈之举，又是审时度势、客观判断战争形势的结果。历史和实践证明，九十年前的红军长征决策，是一次出奇制胜、影响深远的军事决策。

 

战略转移前夕的运筹部署

 

中共中央在谋划战略转移决策的同时，进行了探路调敌、谈判调研等战略部署，秘密进行了有关准备工作。

 

派出先遣队探路调敌，实行战略配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两支部队北上和西征。1934年7月6日，由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六千余人，由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县境，转战三个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此次先遣北上，虽然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但是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934年8月上旬，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撤出湘赣苏区西进，此举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红六军团连续行军作战近八十天，跨越敌境五千多里，战胜了湘、粤、桂、黔等四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和红三军（原红二军团）会师。红六军团不断把沿路情形汇报给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前期也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行进的。

 

谈判调研，选定转移路线。1934年9月，毛泽东专程到于都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毛泽东召开各种调查会，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军的动向，然后急电报告周恩来详情。这封电报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从于都方向突围转移的决定。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夕，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密使带亲笔信悄悄来到瑞金，希望与红军进行停战谈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1934年9月底回信，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举行秘密会谈。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会昌县筠门岭的罗塘（今属寻乌罗珊乡）进行了三天三夜的紧张谈判，最后达成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部防区用陈部护照。由于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减少了红军的损失。

 

战略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的掩护下，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工作是秘密进行的。1934年8月，中共中央将撤离江西的决定传达到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部长级和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一级的干部，并对各级干部的去留逐一作出安排。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等人亲自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所有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有些人是因工作需要留下来的，如项英、梁柏台、刘伯坚、阮啸仙、周月林等；有些是因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周以栗、陈正人、陈毅等。

 

扩大红军是当时战斗动员的中心工作。1934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发出通知，要求在5月至7月扩大红军五万名。到6月30日，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六点二万余名。9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局、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等五个单位，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苏区在9月动员三万名新战士上前线。到9月27日止，实际完成一点八万余名。这样，从这年5月中旬到9月，中央苏区共动员八万余名新战士充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都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苏区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一时“父送子，妻送郎，父子一同上战场”的感人场景随处可见。

 

筹集军需物资和军费。为筹措军粮，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于1934年6月2日和6月27日，两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二十四万担借谷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决定向苏区群众借谷60万担。这两次筹粮计划在苏区群众的支持下都胜利完成。

 

为补充武器弹药，红军各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和存留的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资卖给政府。从1934年6月到8月，中央苏区共收集铜八点二万斤、子弹壳一点八万斤、子弹十四点零九万发、白硝一点五三万斤。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两万零六百八十床、棉花八点六万余斤、军鞋二十万双、米袋十万条。根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的要求，中央外贸总局要求各外贸分局在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价值十万元的中西药品，保障红军突围转移的医药供应。为满足红军突围转移的军费需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一百五十余万元。国家银行原在石城烂泥坑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保存有一批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集的金银财宝。突围转移前夕，这些储备也全部取出，提供军用。

 

红军战略转移，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如果没有周密和充分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所说，中国共产党为西征作了多方面所必需的准备工作，西征的准备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各红军部队踏上征途

 

长征出发，包括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后红二、红六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出发。按照1934年6月1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对战略转移进行了部署和行动。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北各苏区的红军主力，也相继离开原来的苏区，开始长征。

 

红一方面军出发长征。193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主力集中瑞金、于都地区，准备执行新的任务。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0月17日，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十个渡口南渡于都河（即贡水）。就这样，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千军万马，离开了生活、战斗的中央苏区，告别了亲人，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会议，决定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或豫西的伏牛山区为目标。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桐柏山进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出发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对外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武装起来，一致抗日。同时声明：北上沿途，国民党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这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

 

1935年3月，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为了贯彻向川甘边发展的方针，并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的机动作战，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于4月初渡过嘉陵江后，经过二十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一万多人，解放了青川、平武、北川、梓潼等九座城镇。5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继续西进，攻占茂县、理番等地，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懋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从强渡嘉陵江起，红四方面军就实际开始了长征。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追堵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同时，调集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围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于11月4日召开会议，决定转移到湘黔边广大地区。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天晚上，红二、红六军团告别了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黔苏区，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随后，南方各苏区相继陷于敌手。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一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游击战争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