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1926—2019），原籍浙江宁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内科学院（伦敦）院士，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院士，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一级教授，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顾方舟对脊髓灰质炎预防及控制的研究长达42年，是中国研发生产口服活疫苗的开拓者之一，被称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顾方舟“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从小立志学医

1926年6月，顾方舟在上海出生，在家排行老二，父母均是宁波人。父亲顾国光在海关工作，收入颇丰，但是顾方舟5岁那年，33岁的顾国光在一艘非洲来的货轮上做外勤时，不幸染上黑热病，撒手人寰，留下四个年幼的儿子。

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是小学教师，但一个人的收入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坚韧的顾母扛起了家庭的重任，她将孩子们寄养在洞桥镇前王后周村母亲家，毅然辞去薪水较低的教师职业，以32岁的年龄考入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只身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是孤独痛苦的。有一次，学校要排演一场话剧，顾方舟非常兴奋地举手报名，但是那么多角色中，老师偏偏让他扮演乞丐。同学们都笑话他，笑话他没有爸爸，笑话他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为了不让外婆伤心，懂事的顾方舟只好装作很喜欢演乞丐的样子，还让外婆把哥哥的旧袍子改成乞丐装。

1934年，周瑶琴于杭州广济产科专门学校毕业，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办助产医院，以接生为业，养活全家。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警察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儿子的头说：“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多年之后，顾方舟回忆起母亲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我母亲受的苦，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出来。她当时是多么艰辛才把我们这些孩子拉扯大，真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

母亲以身作则、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对幼年的顾方舟兄弟几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顾母鼓励顾方舟长大要当一名医生的话像一粒种子，悄悄地埋在了顾方舟的心里。

1932年9月，6岁的顾方舟入读当时的私立陈氏翰香小学（如今的宁波市翰香小学）。1935年随母亲移居天津后，他先后就读于天津浙江小学、天津竞存小学、河北昌黎汇文中学、北京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高中（现天津实验中学）。

顾方舟初中就读的昌黎汇文中学，不在英租界内，他每天都要拿着通行证出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进出租界的关卡处有座岗楼，方方正正的，戒备森严，岗楼上挂着惨白的太阳旗，站岗的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顾方舟和同学们第一次通过关卡时，几个日本兵端着枪走来，查完他们的通行证后竟要求他们向太阳旗鞠躬。顾方舟和同学们不愿这样做，日本兵就按住一个同学一顿拳打脚踢，使他倒在地上久久起不来。在课堂上也一样，除了学习以前的课程外，顾方舟和同学们还要被迫学习日语。那些封面上写着方正汉字的教科书，打开全是日语。要是日语学不好、背不出，日本人就会拿着宽宽的木板，叫班长过来打学生的手掌。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每每这时，立志学成报国的念头就在顾方舟的心中燃烧。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47年10月，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张硕文同志的介绍下，顾方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0年，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6年制的医学生们探讨着未来的职业选择，成绩优异的顾方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小顾啊，你成绩那么好，以后毕业去哪里？”

“我劝你去当外科医生，你手很巧，条件又符合。”

“外科医生好，待遇高又受尊重……”

出人意料的是，顾方舟这个家境贫苦的年轻人并没有选择待遇更好的外科，而是选择了当时条件较差的苦差事——公共卫生专业。

原来，顾方舟同班的一个女生随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痛哭着讲述矿上的惨状：矿工的生活毫无保障，他们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女同学的这番话，让一旁的顾方舟默默立志：“我要做一名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此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顾方舟遇到了同为宁波人、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科主任的严镜清先生。严镜清早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后赴美留学攻读公共卫生专业，归国后先后在协和、北医任教，成为知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也是后来国内遗体捐献的发起人之一。深受严镜清教授影响，顾方舟将自己的发展方向定为公共卫生领域。

投身祖国公共卫生事业

大学毕业后，顾方舟来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朝鲜战场，治疗患了痢疾的战士。可刚刚在前线战斗了一个月，顾方舟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速回大连！”

原来，国家要选派顾方舟去苏联学习。因为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优异，顾方舟被选拔为中国30名医学代表之一，前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

1951年夏，顾方舟坐上前往苏联的火车，开始了他的学习研究生活。在苏联，顾方舟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常在天不亮就进入实验室，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才结束。为了看懂世界医学尖端文献，他努力克服语言障碍，仅靠几本简陋的参考书，就自学了俄语、英语、日语三种语言。四年的学习不可谓不苦，且不能回国，但性格开朗的顾方舟不忘求学报国的初心，在科研探索中苦中作乐，因此结交了不少苏联朋友。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1955年夏，顾方舟凭借优秀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小儿麻痹症在中国集中暴发。当时，江苏南通共收到1680例临床报告，其中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0—7岁的儿童。感染这种病后，最终会导致肢体残疾甚至死亡。这种可怕的传染性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但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对此病还一无所知。

有一天，一位家长找到顾方舟，说自己的孩子因患脊髓灰质炎瘫痪了。他说：“顾大夫，求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顾方舟说：“同志，抱歉，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的功能，要让他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那位家长听后，眼神立马黯淡下来，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后来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告诉顾方舟，那个家长直到很晚才走。家长的失望和无助深深地刺痛了顾方舟的心。

顾方舟曾在口述史中回忆：

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位苏联专家，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邀请，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来办班，教病毒学。这位苏联病毒学教授叫索柯洛夫（Cokolob），是被苏联卫生部、保健部派到这里的。他点名指定我，说要顾方舟来帮他这个忙。因为我在莫斯科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做过研究生，我们俩认识。他到中国以后，不会说中文，找别人当翻译的话，专业上有点跟不上，翻译不懂专业，所以让我去。这样，我就被借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去工作，那时候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还在上海，不在北京。我说叫我去行，我得争取把我实验室的几个人一块带到上海，因为要开展工作得要有人做，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可以给他和我配备助手。

后来我就说，我实验室有几个人跟我一块都借调吧。我在被调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以前，曾经做过脊灰病毒学流行病学的工作。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研究工作的经历，所以这位苏联专家也更关心脊灰的问题。这样，我就跟脊灰打上交道了。其实这些病毒引起的疾病，一般的规律都是相通的，不会说就知道乙型脑炎，不知道脊髓灰质炎和其他的病毒病。后来，我们小组在国内第一次证明了上海的一次脊灰流行确实是由脊灰病毒引起的，（作出这种判断）不仅仅是因为腿瘫痪不能走路了、临床症状非常符合脊灰，从病原上也证明了这是脊灰病毒。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我临从北京到上海出发以前，当时卫生部的崔义田副部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谈话挺严肃的。当时咱们年轻，没见过大部长。我说，崔部长，您的意思是让我一辈子搞这个事儿？他说对，让你一辈子搞这个，要解决脊髓灰质炎的问题。我说好，领导既然交给我这个任务，我就努力干。所以我是带着使命到的上海。当时我们中国科学研究的环境很不怎么样，做研究工作很困难，什么条件都要自己去创造。”晚年，顾方舟回忆道。

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工作开始后，其间内容非常枯燥，是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有时候，顾方舟和同事们摇着试管就睡着了，支撑他们一次次提起精神的是实验室墙上的一句话：为了祖国的花朵。

就在这一年，顾方舟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12地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发表了论文《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以Ⅰ型为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流行。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髓灰质炎的第一战。

（作者：罗元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原工作人员、党史军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