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苦求索，研制适合中国国情的疫苗

1959年3月，卫生部派顾方舟等四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考察期间，一场关于两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争论在学术会议上展开：一种是美国研制出的死病毒疫苗，另一种是美苏联合研制出的减毒活病毒疫苗。一个重大的抉择摆在了顾方舟面前：中国是选择死疫苗技术路线，还是选择活疫苗技术路线？两种疫苗相比较，死疫苗安全，但是低效且价格昂贵，1人份的成本相当于100份活疫苗的成本。而活疫苗虽然便宜高效，但是安全性存在疑问。活疫苗的另一作用是随粪便排出后，可以使减毒病毒存在于环境中，人体接触后会形成人群免疫屏障。

根据我国当时的疫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顾方舟判断中国走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才现实可行，才能够实现广泛接种和人群免疫。而他打听到，有活疫苗的正是他留苏期间的导师。导师二话没说，就将活疫苗赠送了一些给他。拿到疫苗的顾方舟，立刻启程回国。在回国的火车上，他一直紧抱着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将里面的玻璃容器弄碎。因为他深知，行李箱里承载的是中国千万家庭的希望！

顾方舟回国后，立即给卫生部写信坦陈了自己的建议。

顾方舟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需要有强烈的科学勇气和社会担当，因为选择活疫苗有不确定风险。1959年10月，经卫生部批准，由顾方舟担任组长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为了进行自主疫苗研制，顾方舟团队来到昆明，着手建立猿猴实验站。

到达昆明后，没水、没电、没房子、没有托儿所、没有学校……但顾方舟告诉妻子李以莞，他打算在昆明扎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当时也在病毒研究所工作的妻子只回答了一个字：“行！”

在疫苗研制期间，曾发生过一段顾方舟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有趣对话。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在去缅甸访问途中，路过昆明。在时任云南省省长刘明辉、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陪同下，他来到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当时对正在视察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周恩来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周恩来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以子试药，为亿万孩子不再受病痛折磨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经过一番波折，动物试验通过，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只需少数人受试。

顾方舟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瘫痪的危险，他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后，他的生命体征平稳，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自己一直担忧的问题——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呢？又有谁愿意把孩子留给顾方舟做试验呢？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小东做试验！

儿子刚刚满月，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让家中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如今，要拿儿子做试验，妻子要是知道了，不知会发多大的火？想到这里，顾方舟决定偷偷给孩子服用疫苗。但纸里包不住火，妻子还是知道了儿子被丈夫拿去做试验的消息。她“质问”顾方舟这是不是真的，顾方舟只好小心地承认了。但让他欣慰和感动的是，妻子不但没有怪罪他，还宽慰他儿子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同事们被顾方舟的做法感动，也纷纷效仿他，给自己的孩子服下了疫苗。

测试期慢慢过去了，面对着孩子们依然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相拥庆祝：疫苗是安全的！努力没白费，疫苗是安全的！

Ⅱ期临床试验是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1960年，在成立了专门机构、制订了研究方案后，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

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一下子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了试验。一年来的密切监测发现，各城市脊灰发病率明显降低，未服疫苗组发病率比服疫苗组高7.2—20倍。三期临床试验的圆满成功，已充分证明顾方舟他们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在顾方舟的脊髓灰质炎免疫策略中，全中国的孩子一个也不能少。疫苗口服率要达到95%才能形成免疫屏障，这意味着，远在青藏高原、西北大漠、西南深山中的孩子无一例外都要服用疫苗，稍有疏漏，病毒就有可能重新开始传染。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

脊灰活疫苗研制成功后，很快遏制住了疫情蔓延的态势，接下来面临的是疫苗生产问题。中国医学科学院在云南昆明筹建了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脊灰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再次受命，总体负责疫苗的生产。于是，1964年，在顾方舟的带领下，他们一家四口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贵阳再转坐汽车到达昆明，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艰苦生活。

研究所选址在离昆明市区好几十公里的玉案山花红洞。当年这里一片荒芜，建房子的地基需要顾方舟和同事自己平，做饭的炉灶需要自己搭，饭吃不饱，大家就忍着饥饿继续干。三年困难时期，很多项目都下马了。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给顾方舟打电话问：“顾方舟，你要说老实话，到底能不能干？干不干得了？”顾方舟坚定地答道：“沈院长，困难是有的，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这些人在这儿一定干出成绩来给您汇报。”

最早成功生产的脊灰疫苗是液体的，服用不方便且需要冷藏保存。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冷链运输，这就限制了疫苗在中小城市、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推广。可是要消灭脊灰，就得在所有儿童中推广计划免疫。带着这样的问题，顾方舟和研究团队一起在1962年成功改进剂型。

有一天，下班回到家中的顾方舟仍在思考着免疫策略问题。儿子看着他，他顺手拿起桌上的糖果，在儿子面前晃了晃，儿子就伸出小手来抓，急迫的样子让他一下子有了灵感。“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这一念头涌上顾方舟的心头。自此，顾方舟开始了疫苗糖丸的研究。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研制成功了。糖丸疫苗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到1985年，他和团队成功研制出三价糖丸疫苗，将Ⅰ型、Ⅱ型和Ⅲ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株整合在一起，简化了免疫秩序，减少了接种次数，提高了儿童免疫覆盖面和有效接种率。

糖丸疫苗的推广，让脊髓灰质炎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四点零六，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零点零四六，使数以万计的儿童免于残疾。自1994年9月在湖北省襄阳县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此后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顾方舟也因此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年10月，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成为无脊灰国家。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晚年的顾方舟面对镜头一度哽咽，“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这是顾方舟最朴素的话语，也是最真挚、最伟大的心声。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病逝。9月29日，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颁奖词这样写道：“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大仁。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功业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灵丹，更是拳拳赤子心。你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妻子李以莞替顾方舟接过了沉甸甸的“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的奖章与证书，深有感触地说：“人民科学家，这里的‘人民’两个字寓意真好，他一辈子心里想的就是要为国、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要是知道了这个称号一定会感到宽慰。”

（作者：罗元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原工作人员、党史军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