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赜索隐考源辨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略评

发表时间：2024-12-25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4年第5期

一

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已为不争之论。这种特殊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根本的思想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便逐渐以其强大的真理力量和社会功用，指导、引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为显著的是，中国共产党以之为指导思想，带领中国人民，建成了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最具持续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远离其诞生地的东方文明国度，受到了最为广泛和持久的重视。如我们即将评议之书的作者在书中所言：“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却在20世纪的东方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第1版，第268页）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由复杂的论域、学科构成；简而言之，则谓其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论域主要为今政治学探究之内容）。而在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为根本性的理论基础作用和指导意义。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就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而言，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更为根本和持久的真理价值和指导意义。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一些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或需加以调整，而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表现出更为基础和恒久的性质。二是以往的哲学可以说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改变世界的功能和效果而言，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哲学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提并论的。

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思想文化建设——具有如此基础和持久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进入中国以来，其传播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流变过程。其中，具有革命家品质的政治活动家，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特别是毛泽东等人，对其的阐发与传播，自然具有更为直接、广泛的作用，但一些相对“纯粹”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辨析甚或争论，对更加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的研究可谓繁花似锦，内容丰富，辨析深入，但其中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除零星的人物或问题探讨外，系统之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付阙如。近期，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强新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第1版）一书的出版，或有填补空白之功。该书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为主题，梳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源流，从不同侧面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现代思想语境中的丰富内涵，勾画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脉络，为读者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传播与发展的本真思想图景。

细读之后，我认为该书是一部论题重要、视野开阔、逻辑清晰、研究深入、材料丰富、方法周全、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学术作品；无论是就整体而论，还是就一些具体方面而言，该书或有开创之功。下面我就几个主要方面略陈管见。

一是论题重要。伴随着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风起云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渐成强音，同时也就展开了其不断中国化的思想演进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更具思想理论基础性作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艾思奇等人，在正面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领先同侪的重要作用。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更是起到了无人可以替代的作用。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矛盾论》《实践论》，为其哲学著述的典型代表。同时需要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过程，绝非一个一帆风顺的线性演进过程，而呈现出曲折前进的复杂流变。其中，如该书作者所言的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复辩难，事实上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从不同侧面甚或反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东荪、胡适、张君劢、张申府、冯友兰、陶希圣、贺麟、牟宗三、吴恩裕等人为其主要代表。

如作者在该书《导论》中所言，该书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置于1919—1949年间各种社会思潮大交流、大调整的历史背景下，探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阐释过程中是如何回答时代提出问题的，借此论析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指导思想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相对于既往的相关研究，该书更加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源”的研究。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注重梳理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大背景中勾勒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通过考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凸显在不同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概念、命题、思想的不同理解，将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新的视角与历史的依据和线索，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性及其特征的研究，从而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其次，该书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上做出了新的努力。通过书中作者抽丝剥茧的分析可以看到，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历程来看，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益补充。作者尝试在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逻辑的演变中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题和贯穿其中的主线。同时，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指导地位中寻求对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的新阐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对其他社会思潮的引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和反思，有助于增强对思想变迁的历史感，从而有助于展望今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走向。

二是视野开阔。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问题时的宏观考量，二是对研究视域的开辟、拓展。治断代史和治通史一样，可以有贯通时间的眼光、主题相关的眼光、概念关联的眼光、创新独断的眼光。该书虽然是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断代史，却有着通史的学术视野。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吸收乃至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解构与建构，并指导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等实践问题的过程。正是基于这种视角，该书注重深化和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潮的主导地位，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史的视域融合。

近些年来，对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较为丰富深入，文章、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和实践，除了零星的个人和专题研究外，总体上实属稀见，尤其缺乏总体论述和宏观把握之作。过往的研究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研究领域，而该书则集中关注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对丰富而零散的资料重新加以系统归纳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展现出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和文献资料价值。

综上而论，该书致力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嬗变、学派的分合、学术风尚与研究的变化、研究范式与学术视域的转换，从经典诠释的角度探究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机理，力图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生和发展的宏观背景。其围绕主题展开的深入研究，无疑有拓展学囿、深化认知的作用。

三是逻辑清晰。细看目录，就可以大致把握该书的主题主线和逻辑框架，使读者初步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实质、精髓与创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的研究，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但作者并未因此而忽视或轻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流”的梳理与辨析。作者在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学术思潮的流行与演进，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明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分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特点。作者通过宏观微观并重的辨析明确指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27年之前的翻译传播，1927年至1935年的唯物辩证法研究，1935年至1949年走出从西方近代哲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困境（第29—30页）。基于这样的认知与判断，作者在第1章总体介绍和探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源流的基础上，以后面3章的篇幅，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研究3个历史阶段各自的重心，围绕新唯物论的科学向度、中国知识界关于唯物辩证法研究的辩论、走出从西方近代哲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困境3个核心议题，分别做了较为全面细致的介绍和深入的分析，全书脉理因而显得非常清晰。

作者在书中特别强调，1935年之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一个大的转向，即从西方近代哲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文化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对此做了深入的梳理与辨析，这也表明了作者思路的清晰与敏锐，及其穿云拨雾的史识和理论思考与建构能力。

四是研究方法较为周全。该书是一本学术史、思想史方面的专著，具有断代史、问题史、专门史的典型特色。但无论如何特殊与新异，该书是一本史著无疑。既曰史著，以时间顺序为经则为不变法则。在以时间顺序为经的前提下，与思想史、学说史多以人物为纬不同，该书基本上采用了以问题为纬的叙述方法。在第1章总体介绍现代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源流的基础上，后面的3章，分别围绕新唯物论的科学向度、以辩证法为中心的研究、走出从西方近代哲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困境，展开了集中而深入的论述，既展示了作者沉潜考索的史家功底，又彰显了其独出新论的思想者特质。

作者在自述其研究方法时，强调了四个结合，即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思想史与概念史相结合、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历史与文献相结合。作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比较成功。该书是一本思想史，对思想的重视、强调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但作者对思想的探索注重对相应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注重基于对文献的梳理考察重要概念的内在源流和历史演变；将特定的思想命题视为具体学术背景下的产物，力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思想之间就一定论题展开的对话；在研究思想和理论的流变过程中，既分析文献的文本本身及文本之间的关系，又考虑作为思想主体的人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进行的历史实践，以便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样一种多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相较突出某种方法的研究方式而言，无疑是更为妥当周全的。

五是材料比较丰富。该书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著作，无论其“思”的性质和风格如何突出、鲜明，“史”的性质才是其基底。史著的本质要求和学术水准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的真实、丰富和贴切。通览全书，材料的丰富让人印象深刻。本该如此又实属难得的是，其中很多材料，来自于研究时段的原始版本，即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书报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该书的学术基准。

据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该书可视为其学习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文献梳理。读完全书可以发现，该书的文献相当丰富，确有“文献梳理”的品质。其中，既有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大量书报刊这样的原始、一手文献，也有大量当代人的相关研究作品，还有一些与论题相关的翻译作品，甚至外文作品。作者在阅读大量近现代文献后发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研究，其成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除以上几个方面外，史论结合，观点鲜明，表现出很强的文献分析能力和把握实质与趋势的思想穿透力，也是该书的突出特点，此不赘述。

该书集中探究中华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析与争论。在大力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今天，这样一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国时期的引入、传播与争论细加论析，以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的专门之作，于今日中国之学术与现实都可谓大有裨益。

三

该书研究或有不足。一是对一些核心概念（关键词），需有更加清晰的界定与说明。一词多义本为常见的语言现象。正因如此，对关键概念加以明确的界定或者说“约定”就很有必要，以免读者在未细读原书的情况下，在“语词的密林”中心生疑惑。如对“现代”“知识分子”等概念，均需更为明确地加以界定。“现代”之于中国，或指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开启中华民国迄今为止这段100多年的历史进程，或指起于五四运动迄今这段时间，或以上两个起点不变，而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将其后归于“当代”而非“现代”，即中国之“现代”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此可谓之狭义的现代。就该书所述时间范围而言，显为狭义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该书的核心概念之一。作者在书中对“知识分子”曾有过一个“约定”，即指“以某种学术为业的人，拥有较为深厚的专门化知识，有着社会所认可的高深学问”（第19页），也曾明言“本书所研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第29页），而书中所述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系指民国时期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服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部分知识分子，而一般所言的“知识分子”，指涉则要广泛得多；一些宗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从其职业、意趣等方面看，也是或主要是“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书中对相关问题略有交代，其意涵是清楚的，并无含混莫明之处。但鉴于“现代”“知识分子”等词在该书中的关键枢纽作用，而人们对之的一般理解又与书中所指大有不同，对之做一些更为详细、清晰的界定、说明，我认为是必要而重要的。二是个别说法、表述或不够准确。个别词句以语法、语感衡量不够顺达之处，或为著者无意之失吧。不过从全书看，此类问题只是偶尔有之、白璧微瑕而已；即便以当下有关部门颁布的严格标准考量，亦不影响此书编校质量的总体优秀。三是体例上亦偶有所失。如关于书中涉及人物的注释说明，按惯例应该在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进行，但书中有个别地方，在相应人名在前面已多次出现时才予注明。如对罗素、张东荪的注解。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涉及人物众多，对什么样的人物需要出注，应该定下一个“标准”并严加贯彻执行，但我们在书中体会不到这样的“标准”，因此在此一问题上多少会有点“乱”的感觉。

需要表明的是，以上几个方面的不足，虽在书中存在，但数量都很少，而且都是技术性的，无关乎学术水准，基本不影响全书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优秀。

最后还要想说一下的是，该书是一部“研究史”，属一本史著无疑。学术史的撰述方法不只一二，而最为流行的两种方式，一是以人物为中心，一是以问题为中心。学术史、思想史的写作，以人物为中心的方法更为常见。这种方法的优长在于，线索简明而清晰，论说翔实、丰富而生动，缺点在于对时代的思想脉动轨迹、人物思想的承续与关联等缺乏深度揭示。以问题为中心的写作方法，重在揭示思想、理论、学说的演进轨迹和彼此关联，重点突出，主题鲜明，常有深刻之论。其失则在于对人物的介绍不够全面，内容不够生动与丰富，躯干突出，枝叶不显。该书以问题为经、人物为纬，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线索清晰，但总体而言，人物面貌模糊，论说不够细致和全面。事难两全，有得必有失。由此我们又生发一种愿望：希望作者围绕相同或类似的主题，写出一部以人物为重点的作品来，以丰富读者对书中所涉主题的认知，增强广大读者共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持久热情！（作者：喻阳）

网站编辑：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