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茜

　　今后，行贿者的日子不好过了。9月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性文件发布，释放出重拳出击行贿，高度重视对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和标本兼治，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强烈信号，也被认为是我国反腐败在制度层面又迈出重要一步。

　　腐败问题的产生，有腐败主体自身的主观原因，也有其工作环境的客观原因。大量的案例表明，腐败分子的堕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贿者是重要推手。行贿者为了谋求特殊利益、不当利益、非法利益对有关领导干部进行“围猎”，是一些领导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重要原因。更有甚者，为了维系和扩大其特殊利益、不当利益、非法利益，行贿者对有关领导干部不断“投喂”，使其由“小贪”变成“大贪”、“苍蝇”长成“老虎”。

　　一些行贿者之所以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除了利益驱动外，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法治意识淡漠，总认为反腐败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受贿者，行贿者只要不是公职人员，就没有什么风险，即便查实了也无需付出代价。的确，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主动交代、检举揭发他人受贿犯罪的行贿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行贿者侥幸的心理：“出了事算别人的，我已获利；不出事，就是一本万利”，尝到甜头后变本加厉、肆意妄为，以行贿作为敛财的捷径。

　　出现对行贿犯罪的“轻刑化”甚至“免责化”的现象，有多种因素：首先，部分行贿人行贿采取“一对一”形式，隐蔽性强，给取证带来不小难度；还存在“一对多”或者“多对一”的情形，即一个案件出现“一个行贿人向多个受贿人行贿”或者“多个行贿人向一个受贿人行贿”的情形屡见不鲜，这使得办案人员在核实证据时耗时长、过程复杂，取证难度大。其次，很多行贿人都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对当地的经济指标和就业率贡献较大，办案过程中既要查清民营企业相关涉案人的问题，又要尽可能避免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在实践中容易出现“两难”局面。

　　行贿不查，受贿难止。不论是哪种行贿行为，任何借口都不是行贿受贿的理由。行贿的法律成本过低，行贿者的胆子便越来越大，行贿之风就越刮越猛。受贿与行贿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宽容其中任何一面，都是对贪腐行为的纵容。正如专家所说，严惩受贿却又宽纵行贿，这样的反腐与一边扔垃圾一边扫地拖地毫无两样。而滋生腐败的社会环境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不可能构建一个清正廉洁的政治环境。只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行贿和受贿一同受惩，才能构筑起全民防“贿”的坚实堤坝，让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寸步难行。

　　如何解决民营企业相关涉案人在司法实践中的“两难”问题？此次多部门联合印发《意见》，表明了对行贿治理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也凸显了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效应。《意见》不仅让行贿人受到相应法律制裁，同时提出要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一旦纳入行贿人黑名单，涉案行贿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市场准入、资质资格审核、招投标等方面将有很多限制。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就是为了增大行贿的成本和代价，让行贿者在各方面得不偿失、“赔了夫人又折兵”。

　　受贿行贿就该一起查。这既是法治的呼唤，也是人民的期盼。治理腐败必须双拳出击，既打受贿，又打行贿，通过不懈努力赢得整个社会的海晏河清、朗朗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