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宇

　　1960年，刚刚年满二十一岁的我便写下了第一封入党申请书，但因为家庭问题耽搁了。1962年，我国正处在危难时期，粮食尤为匮乏，我放弃了事业单位的工作，主动申请回到农村。

　　那时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时时刻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回乡后，在农活上，我从不挑肥拣瘦，脏活、累活、险活我都抢着干，有时候还带领一帮年青社员单独作业。

　　1964年，上级批给我们一眼机井，我们全体社员望着快要被太阳晒干的麦田十分高兴。谁知，过了一年，地下水位急骤下降，井坑心必须再往下挖，这可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工程，万一发生事故，上百吨的石块坍塌下来，井下的人霎时会被压死。即便如此，为了拯救干旱的田地，怀抱入党之志的我主动要求下井作业。在井下仰首向上望，那石块就悬在头顶，随时都有脱落的可能。万幸的是，这一“虎口拔牙”的任务顺利完成，机井又重新运作，浇灌着那广阔的麦田。

　　回乡以后，我感到农村的文化生活太少了，就借来一间小房间，把我买的几百本书放置其中，算是办了一个小小图书馆。房山县文化馆知道这件事后主动借书给我，自此，我每隔两个星期向生产队长请半天假，推着独轮车步行60多里，到房山县城换书。后来，这个小小图书馆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演变成房山县第一个农村读书俱乐部，房山县委在农村三级干部会上还表扬了我们。

　　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因在农村文化工作中产生的影响而被颠倒黑白地定了罪状，多次被拉去游街、被批斗、被打得遍体鳞伤。当时，我下定决心，一不逃跑，二不自杀，命运交给党来安排。造反派让我扫大街、掏大粪，企图在精神上给我更大的折磨，可是，我偏偏把这当成考验，因为这正是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时机，我一定把这些工作干得更好。在残酷的逆境中，我向党组织提交了第二封入党申请书。

　　云开雾散晴了天。1974年，生产队长派我去养猪场当饲养员，全场八九十只猪，有三分之二都生病了，兽医告知：你们的猪场没办法救了，死光了再养就行。我好说歹说才把兽医请来给猪打上一针，然而第二天猪又犯病了。我急中生智，捡起空药瓶，看准了药名，一次性买回半口袋卡那霉素和一套注射器，不分昼夜，每四小时给病猪打一次针，困了就在猪棚里睡，饿了就让妻子送饭。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过去，奇迹终于出现，所有病猪都痊愈了。从那以后，我更加精心地打理猪场。一次，上级领导来视察，看到猪场后表示非常满意，当即定之为“先进猪场”。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不少人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担心中国共产党也会变，然而，我坚信中国共产党不会变，因为她早已扎根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她必然对人类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于是，我又写下第三封入党申请书。

　　1992年夏天，村党支部通知我参加区委组织的培训班，区委组织员对我说：“你入党后，要继续努力，才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听到这里，我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1992年9月20日，我终于站在党旗下宣誓，时年52岁。

　　又一个30年过去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我写下“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伟大的农村”这十三个字，将它贴在墙上，让它激励着我更好地工作。三十年来，我共获得镇党委、镇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34本。

　　今年我83岁，自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间所剩无几。我要争取继续发挥余热，用一生来兑现自己的誓言。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曹章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