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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说到舞剧的《百合花》:青春叙事最动人
    发表时间:2024-02-27 来源:文汇报

      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根据茹志鹃1958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据茹志鹃在《〈百合花〉的写作经过》中的记载,小说里的战斗,正是发生于1946年的苏中七战七捷,而这场著名战役的指挥部所在地,就是现在的海安。这部短短几千字的小说,发表于1958年三月号《延河》杂志,没有高大上的英雄人物,却写出了解放军和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其“清新、俊逸”的创作风格获得时任文化部长茅盾的高度赞扬;认为其塑造人物时的笔法“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如今,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坐落于江苏省海安市城中心,它书写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篇章,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彰显了苏中地区的军民鱼水情,也激发了上海芭蕾舞团“让《百合花》在申城舞台重新绽放”的创作灵感。

      甲辰龙年新春伊始,上芭特邀茹志鹃的女儿、著名作家王安忆执笔,为芭蕾舞剧《百合花》担任编剧,母女两代作家隔空“牵手”,为上海赓续城市红色文脉,成就一段令人心动的文坛佳话。元宵佳节当天,穿行过夹杂着冰粒的冻雨,舞剧编剧王安忆来到上海芭蕾舞团热气腾腾的大练功房,在《百合花》开排通气会之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茹志鹃老师的创作谈里写到过,她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接到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无数以“新媳妇”为代表的当地百姓,将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资都奉献了出来。这段经历让她在多年后的上海,写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半个多世纪之后,您又将小说改为舞蹈剧本,对您个人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小说变芭蕾,您形容“这是个奇迹”,其间有哪些艺术处理特别值得说说?

      王安忆:在1998年母亲去世,到今天已经让很多人记忆模糊。我很感动上海芭蕾舞团的艺术家们还想到母亲和她的作品。

      当时,家里面因父亲被打成右派而在各方面陷入低谷,就在最低迷的时期母亲这篇浪漫主义色彩的《百合花》发表了,并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肯定,对她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影响是很大的。其实,在《延河》发表之前,母亲也曾经经历反复退稿,小说动笔之初母亲应该还不到三十岁,还非常年轻,这是一部青春写作。

      小说变芭蕾,这是个奇迹,真的是很难得,是靠大家一起努力。因为核心情节“借被子”的故事和动作都是非常简单朴实的,舞蹈编导要非常有招儿,才能把这些处理得非常生动。

      我很喜欢导演的两个处理:一个是倒叙起笔,由一位年长的女同志时隔多年再回看这段战火中小故事。有她在,这故事好像同我们的距离也出来了,有了距离感,然后就会有感情,在回望中产生更多更深的感情。

      还有一个是新媳妇抱着被子幻想新婚之夜的段落。这里的处理很巧妙、很大胆——新娘翻卷在花棉被里,大红色被面朝外把她裹起来;但等她再翻身起来,变成白色一面朝上盖在了战士身上,完全是另一个画面、另一种情绪了。这段特别好,因为舞台表演是个直观的艺术,不能像小说那样文字交代,所以,这一场戏强调了这床被子对新媳妇的重要性,这里有一个姑娘对婚姻、对幸福的向往,包括新婚夫妻间情欲的表达。这段很大胆,我非常喜欢,甚至觉得应该反复出现。

      记者:这部小说是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文学作品,今天看依然有能打动我们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王安忆:那时候大多作品只写大历史,但《百合花》是写了几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母亲写这部作品的那个时期,突出个体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太难得了——与如今思想解放、个体性表达是主流的时代不一样,那时,个人性在集体性面前是被遮蔽的,很难被看见、被表达。如今在舞台上看,个体性反而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与当代艺术观是相符合的。所以,这个故事在今天的观众、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应该是很容易接近的。

      还有一点,上芭这次创作的定位很好,它是红色题材,也是一个青春剧,这一点特别好。青春总是最动人的。

      记者:做舞剧编剧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困难的地方?

      王安忆:有困难的。《百合花》的故事要搬上舞台,它必须要加东西,不加东西是不行的,原来的本子那么短,太简单了。之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曾经拍过《百合花》电影短片,沈丹萍主演。应该是学生的毕业作品,很短,所以故事的内容(较少)始终是个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我没有写过舞剧的脚本,只能把它大致地分个场次。其实我觉得脚本,在整个舞台的编舞里面,它的作用不是很大的。但编剧不是一个人写作那么寂寞,在集体中(创作)很开心。舞蹈表演是个直观的艺术,它很依赖于生动性,这一点跟小说的传导是不一样的,小说是靠文字,自由度大一点,局限性也大一点,因为你不能直接看到它;而在舞蹈表演中,使用人体表现,就变得非常的感性,大家坐下来看舞蹈的时候,看的就是舞台上的表现。

      上芭选择了这个小说作为创作题材,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我们的民族、民间舞有很强的戏剧性,然后又有丰富的地方色彩;而芭蕾相对来说是抽象一点的。但我觉得,他们对这次挑战是有信心的。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想到这是一次和母亲之间在文艺创作上的回应或延续?这个故事里的女卫生员,有没有,哪怕一刹那,仿佛在舞台上看到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王安忆:女儿想象中的母亲,总是成年的样子。母亲写的是小说,我写的是舞蹈台本,这里是有隔阂的。但是我在想,这也是一种仪式。从我母亲留下的一些东西能看出来,当年陈白尘先生是想让她改成电影剧本的;而当我写这个台本的时候,找到了一些电影剧本的草稿本——可见曾经是想过要把它移植成别的艺术形式或剧种的,但是今天似乎在慢慢地实现了。

      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么久的一个作品居然没有被忘记,大家还能记得它,真的是很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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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文重读

      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读到《延河》1958年三月号上的《百合花》之后表示,《百合花》创作风格“清新、俊逸”“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58年六月号《人民文学》)文中详细分析了包括茹志鹃的《百合花》在内的多篇短篇小说。其中,高度赞扬了《百合花》,认为“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最富于节奏感”“人物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在创作方法上“善于用前后呼应的手法布置作品的细节描写,其效果是通篇一气贯串,首尾灵活”“尽量让读者通过故事发展的细节描写获得人物的印象;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和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他就嵌在我的脑子里,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不但描出了人物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相关链接

      开排那天,主创们这样说

      编导王舸——

      这是三个普通人——普通的小战士、普通的乡村小媳妇、普通的女兵,讲了他们之间关于一床被子的故事。但不仅仅是一床被子,也不仅仅是一个小战士的牺牲,其实讲的是这场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中有多少种被子(一个家庭中最柔软最幸福的象征)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倾其所有”加入进来,有母亲送孩子上战场,妻子送丈夫奔赴前线,每个牺牲的战士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伟大牺牲。共产党为什么打赢了?因为得民心才得天下,这三个小人物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最简单的真理。看似最单纯的人物关系,折射出来的是人性的真善美,是充满青春气息的、最纯净的美好。而更重要的,折射出的是,共产党率领的解放军打赢的每一场战争背后,都有无数普普通通老百姓在后面撑着,赢得民心才赢得了天下。

      灯光设计萧丽河——

      《百合花》的故事从特殊的年代而来,那些解放军、老百姓的面貌与造型都是最朴实无华的,但他们的精神气质是极其浪漫、充满光芒的,我要努力用光来呈现出这份美好。

      作曲杨帆——

      那些远去的英雄不该被忘记。一直很喜欢这篇小说,在课本里读到时就觉得很好读。这个故事无疑有着时代跨度,但我们应该能也必须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接纳和喜欢这个故事。

      团长辛丽丽——

      从零开始的创作很辛苦,但太容易的我也不喜欢。上海芭蕾舞团的一部部戏之所以能留下来,都是一步步坚持下来的。创作过程再辛苦再艰难,导演骂也好,演员哭也好,但我们始终抱在一起,心在一起,一起奋斗,一起坚持。

     

      (记者 邢晓芳)(本版内容实习生孙彦扬亦有贡献)

    网站编辑:穆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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