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丹
在古代，关于访客的不遇，特别是寻访隐者的不遇，是诗人题咏的一个重要话题。
即以唐宋大诗人论，唐代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山僧不遇作》、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宋代苏轼的《霅上访道人不遇》《访散老不遇》和陆游的《访隐者不遇》等，都流播至今。而以“推敲”诗句出名的贾岛，其《寻隐者不遇》，因为收入《千家诗》等启蒙读物，更为世人所熟知。
由于受制于技术落后，古代社会人与人交往缺乏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有不少会面，特别是临时起意的会面，是不具备预约条件的；有些提前甚早的预约，因为一方出现意外而爽约，也多有难以及时告知对方的情况。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寻访的不遇，特别是针对特定受访群体比如隐者来说，倒是必然。一如陶渊明写下的那个桃源世界，只能在渔人的偶然中发现，之后受太守之命刻意去寻找，哪怕渔人留下过标记，也无从寻觅。隐居者远离世俗社会，寻求的是一种自然生活方式，这既是地域意义的贴近大自然，也是行为处事的自然而然。这样，一切有意的寻访，或者计划安排下的见面，都有了太多的人为刻意性。其随性而起的出访以及兴致耗尽的退去，这样一种交往上的自然而然，在王子猷“雪夜访戴”传说中达到了逻辑的极致。而从被寻访者来说，既是隐者，同样也不该被轻易寻访到，寻而不遇（或者不期而遇，）似乎是世俗中人与隐者交往的常态。围绕着这种不遇的常态，相关题咏显示的心态，却是多方面的。
虽然如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那样，写他的见景不见人，所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最后归结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如此失落、惆怅，是最容易唤起的一种情绪。不过，如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那样，以达观的态度随“不遇”而安，在欣赏隐者居处周边的美景中求得心理平衡，而且还能以自得其乐态度（或许故作自得其乐），吟出“看竹何须问主人”的句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和好友裴迪一起前往，没有遇到受访者的失落，跟单独前往的心态，还是有所区别。
习惯于在逆境中表现好心情的苏轼，在访客不遇中，哪怕有稍许的郁闷，也自有排遣的方式。在他的《霅上访道人不遇》中，与人的不遇，成了他遮蔽自我情感而专注于自然的一种契机，他写道，“花光红满栏，草色绿无岸。不逢青眼人，长歌白石烂。”这里，在不遇的情况下，他能够抽象出受访者对他青眼有加的色彩感，并把自己的歌声移入诗的画面中，让大自然，也是自我的率性而为突破了社会围起的界栏，自然的色彩和人一起，熠熠生辉，不遇而来的失落情绪，被一种形式美所遮蔽。而另一首《访散老不遇》，他更是在人事的对应和自然的对应中找到更具抽象意义的理趣的贯通，这样，不遇可能带来的情绪化问题，都消解在人与社会背后的那种玄机里。他是这样写的：“君来不遇我，我到不逢君。古殿依修柏，寒花对暮雪。”尽管他对自然的取象，还是让人感受了隐约的寒意，但透露出的一以贯之的理趣还是吸引了读者的注意。总之，在苏轼诗里，情的可能困扰，被审美式的喜悦和理趣的玩味替代了。
相比不遇的类似题咏，贾岛的小诗最为特殊。因为他的题咏，不是像许多诗人那样，随着受访者的不遇而退到诗的背后，把寻访者对周边景色的观察以及他心情的失落或者自得其乐，等等，留在了诗里。作为一个抒情主人公，贾岛与隐者是一起退到了诗的背后，甚至比隐者走到更遥远、更隐秘的地方。
蒋绍愚在《唐诗语言研究》中，谈到唐诗的紧缩句时，举这首诗为例，认为“山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是“问话的内容省去，但可由答话而知道。”因为跟着抒情主人公寻访隐者时，我们固然没有遇到隐者，但我们从童子的回答中，知道了隐者所在的大致环境，他有童子相伴，他会在山里采药，采药的去处，会有云雾缭绕。凡此，都让我们对这位隐者，有了大致了解。我们也看到了童子的话语方式，他所处的特定位置，带有文化符号式“松下”，以及他当时与隐者那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但是，恰在这短小的诗句中，我们读者在类似话题中看到的寻访者，或者说抒情主人公的出场，几乎不存在了。他上场的瞬间就立即退出，似乎他的上场就是为了退场。
于是，相对于读者而言，他是另一种意义的隐者。
我们不知道他和隐者的关系，他为何要寻访隐者，当他没有遇到隐者，他是否会随“不遇”而安，如早先的王维或者后来的苏轼，或者如李白那样“愁倚两三松”，要不然，干脆就跟童子聊上一番，这都引人浮想联翩。
有论者强调了寻访者和受访者两个世界的隔离，认为“在来访者的身后，有一个凡俗的世界，那里人们正为追逐名利而喧腾不休；来访者也许是对此感到疲倦了，便暂时地从中逃脱出来，试图到隐者的世界中品味一份高洁与宁静。而隐者却在云烟深渺之处，似乎让人感受到，他的世界对凡俗中的人而言，终究是遥不可及的。”（骆玉明）也有论者侧重于寻访者的情感执着，认为从童子的回答中，可以发现抒情主人公是在不断追问，进而认为，“一般访友，问知他出，也就自然扫兴而返了。但这首诗中，一问之后并不罢休，又继之以二问三问，其言甚繁，而其笔则简，以简笔写繁情，益见其情深与情切了。”（沈熙乾）
如此想象寻访者身后必然是一个凡俗的世界而无法抵达隐者的世界，或者想象寻访者的情真意切，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该诗本身留下的空白，给读者以种种想象的冲动。但总觉得跟这首诗的空灵风格、捉摸不定的意趣不甚协调，解释得也过于实打实（特别是认为其中省略了三问，好像童子在一问之下，不会一口气回答的，更是欠妥）。因为，这首诗的关键是，抒情主人公以躲在儿童言说背后的另一种意义的“隐”，把自己置于一个语言空白的世界里，从而对那种过于实在的想象和理解，是作为人与人相遇的难题凸显出来的。
这样留在前景的儿童及其言说，就有了不一般的意义。
一方面，他指引读者把注意力引到隐者方向，在他解答有关隐者的知与不知间，跌宕起伏般推进认知的有限信息。另一方面，让读者根据童子之言，揣摩寻访者的心理情感及其他，思索着如此特殊写作的真正用意。于是，该诗是以童子的显在，把寻访与受访者的双重之隐在，或者说，一种多指向的隐与显的复杂性，暗示了出来。“遇”的困难，既是抒情主人公相对于隐者而言的，也是读者，相对于该诗背后的抒情主人公，相对于这篇作品整体理解而言的。这种双重、多重性的阅读感受，用古人带点禅意的点评来说，大概就是“愈近愈遥”。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