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思
中国人在气候温和的山川之间繁衍生息，在广袤的平原上建立起庞大的农业文明，形成亘古以来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他们辛勤地从事田园劳作，耕读传家，追求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当孩子降生，父母虔诚地祈祷他们健康平安，长命百岁。然而几千年来，一代代的中国人也把孩子们送上战场，让他们远征边塞，保家卫国，与悍敌殊死搏斗，并以此为荣。
北宋末年，岳母姚氏送子出征，勉“精忠报国”四字刺于岳飞脊背之上，当她洒泪古道之时，焉不知此别或是永别？岳飞牢记母亲教诲，一路向北，冲锋陷阵。10余年间，岳家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赤胆忠心，以身许国。
800年时光悠悠而过，世事变迁，人物全非。当古老的中国进入风云骤变、列强环伺的近现代，忠臣孝子犹在拜别双亲，前赴后继，护我河山。“精忠报国”四字仍刻在中国人心里，熠熠生辉。
勿以儿之胆量为念不以儿之生死为念
1898年7月14日，夏日的骄阳烘烤着北洋水师的诞生地威海卫，23岁的通济舰舰员张伯苓昂首凝视着日本太阳旗徐徐落下，大清龙旗缓缓升起。海风袭来，旗上的蓝龙逐着红日在天空中跳跃。这是甲午战争惨败后，威海卫第一次升起大清龙旗。然而，这却是屈辱的一刻。英国人早已与日本商定接管威海卫，并与清廷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只是象征性地交还中国一天。
翌日，威海卫再次易主。大清龙旗降下，英国士兵升起了米字旗。张伯苓见证了“国帜三易”，心如刀绞。眼望着萎靡不振的北洋官兵和趾高气扬的英国士兵，张伯苓意识到，一个国家“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
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后，回到家乡天津投身教育事业。时光荏苒，他相继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南开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含辛茹苦，用30余年的时间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开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河。
教育救国是一个长期过程，国家危难之时则须即刻挺身而出。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最疼爱的幼子张锡祜投军报国，考入笕桥中央航校第三期。1934年底，张伯苓赴杭州参加儿子毕业典礼时，应邀上台发言，他讲道：“杭州有一名人之墓，便是岳武穆将军。岳氏年少的时候，他的母亲曾以‘精忠报国’四字刺之背上。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以此四字，刺诸诸生之心。如将来为国御侮，万一失败，就不必再回到家去！我们教育儿子，的确是这样的！”
距离南开学校仅咫尺之遥就驻有大量日军，张伯苓平日目睹日军的蛮横，却毫无畏惧。1935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面对台下的莘莘学子，极力想要唤醒这些中国未来的希望。他大声问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南开学子们山呼海啸般地回答：“是！”“爱！”“愿意！”
张锡祜加入中国空军后，始终牵挂战乱中的父母。1937年8月，张锡祜在奉命执行轰炸日本“出云”舰的任务前给父亲写信：“……儿昨整理行装，发现大人于四川致儿之口谕，其中有‘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于终老，然也不敢为中华之罪人……此次出征，生死早置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而归，自能奉双亲于故乡以享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张锡祜以身殉国后，张伯苓老泪纵横，对家人说道：“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死”字旗
1937年，秋雨落在四川安县的“大安游艺场”，湿冷的天气没能阻挡纷纷赶来的乡民，出川抗战欢送大会就在雨中举行。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抗日热潮。25岁的曲山镇小学教师王建堂始终关注着战局，前方战线的节节败退让他寝食难安，被日寇铁蹄践踏的同胞让他夜不能寐。他决心投笔从戎，上阵杀敌。
王建堂与当地许多热血青年多方联络，扯起“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的大旗，迅速扩充队伍并超过百人的规模，随即向安县政府请缨。那时，出征的川军装备匮乏，身上只有单衣短裤，脚蹬草鞋，头戴斗笠，肩背一口大刀，就以这样“原始”的装备迎战武装到牙齿的日军。面对欢送的乡亲们，将士们深知，此次一去，几乎就是永别，他们很难活着回到家乡了。很多人早就默默写好了遗书，但吉祥文化浸润中长大的中国人，不愿轻易把“死”这个字说出来。
王建堂知道，因山路漫长崎岖，年迈的父亲王者诚今天无法到县城为他壮行。但他不知道，父亲邮寄给安县县长成云章一个特殊的包裹，其中装着一面旗，请他在大会上代为转交给自己。成云章当众展开大旗时，会场上沸腾了。偌大的旗帜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右侧书写：“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书写：“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一时之间，群情激昂，人潮涌动。王建堂伫立当地，看着大旗在风雨中招展，热血上涌，字迹逐渐模糊起来。当天，王建堂身背“死”字旗，与战友们共赴前线。因为组织了100多名义勇军，王建堂从参军之日起就是见习排长，编入二十九集团军四十四军。在前线作战的7年当中，王建堂参加大小战役几十次，数次担任敢死队队长。他勇猛顽强，屡立战功，历任副官、参谋、副营长。他身上背负的“死”字旗也激励了一批批爱国青年投身抗日战场，拯救民族危亡。
王者诚、王建堂父子是当时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一个缩影。“以身报国，誓不生还！”不知有多少中华儿女在战场上给父母留下这样的遗书。“八百壮士”之一陈树生，在白汗衫上写下血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留给家中的老母亲，随后他背着集束手榴弹，从四行仓库跃下，与十余名日军同归于尽。
农妇的徘徊与思量
1946年7月，盛夏的密云县山间，农妇邓玉芬走在亮晶晶的白河边，要从张家坟村赶到解放军密云县支队，接参军的儿子小六回家。尽管山景如画，但邓玉芬却焦灼而沉痛，她仅剩小六这一个亲人了，丈夫任宗武和其他6个儿子已永埋黄土。
曾经，任宗武虽家境贫寒，但因为娶了个好媳妇，引得全村人羡慕。邓玉芬18岁就嫁过来，给任宗武一连生了7个儿子。夫妻俩勤恳劳作，省吃俭用，就在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时候，日寇打到了这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并强制推行奴化教育。邓玉芬常说：“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祖宗。”她动员丈夫和5个儿子先后参加八路军，投身抗日救国。
敌强我弱，日寇凶残，牺牲难以避免。1942年3月，丈夫任宗武和五子任永安被敌人杀害，四子任永合被抓走，惨死狱中。三子任永兴也一直下落不明。邓玉芬心里虽存着一线希望，但她清楚，老三一定也牺牲了。邓玉芬眼含热泪，对长子和二子说：“你们要继续打鬼子，为父亲和弟弟们报仇，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报仇。”但悲剧接踵而至：长子任永全于1942年秋在保卫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二子任永水在1943年秋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回家，因伤情恶化又缺医少药，死在邓玉芬怀里。第二年春天，日军对这一地区的平民开展了大规模的迫害，邓玉芬背着年仅7岁的小七躲进一个山洞里。小七正在发烧，哭闹不止，邓玉芬为了保护躲藏在附近的干部群众，用棉花塞住小七的嘴，并紧紧搂住他，小七窒息而死。
早已哭干了眼泪的邓玉芬与仅存的六子任永恩相依为命。每天夜以继日地给八路军做军衣、军鞋，悉心照料伤员，把自家的土坯房改为临时医院供八路军使用。1945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邓玉芬说：“我丈夫和儿子的仇，终于报了。”
眼下，邓玉芬想把小六带回家。她只剩这一个亲人了。她知道，以自己的情况，部队也肯定会批准。但是，她长途跋涉，走到密云县支队的军营，看到那么多解放军战士，又说不出口了。她在军营前徘徊着，心里反复思量：哪个儿子不是妈生的？都不去打仗，穷苦人怎么能翻身得解放？
邓玉芬还是见了小六一面，嘱咐他英勇战斗，早日解放全中国，早点回家。1947年8月，任永恩在密云县河北庄战斗中立功受到嘉奖；1948年，噩耗传来，任永恩在攻打黄坨子据点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邓玉芬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悉心关怀，有位领导同志还把她接到北京居住，让工作人员带她到商场，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由国家专项资金开支。邓玉芬看着人流如织的城市、琳琅满目的商品，却什么也没买。她回到小小的张家坟村，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孤寂的时光随着白河水缓缓流淌，1970年除夕之夜，邓玉芬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留下遗愿：把自己埋在村口的路旁，她要在那里永远等着孩子们回来。
青山处处埋忠骨 何必马革裹尸还
1950年10月7日，金秋时节的北京在骄阳与冷风之间酝酿着一场伟大的战争。彭德怀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来见毛泽东，准备出征朝鲜。毛岸英陪同毛泽东为彭德怀饯行，并主动请缨。早在8年以前，毛岸英在苏联就用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上前线杀敌。他先后从苏雅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任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转战千里，直至攻克柏林。1950年10月初，中共中央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向毛泽东递交了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此次又当面向彭德怀提了出来。彭德怀高兴地说：“你这位参加过二战的坦克中尉，人不大，现代化作战经验还是蛮丰富的！”毛泽东向彭德怀表示，毛岸英早就交上了请战书，现在请彭老总决定要不要这个兵。
毛岸英牺牲后，周恩来出于多方考虑，直到转年的1月2日才将电文报送毛泽东。毛泽东读罢，双目通红，但他强忍丧子之痛，没有哭出来。他精神恍惚，反复地在衣服口袋里摸火柴想点烟，却怎么也看不到火柴就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2月21日，彭德怀回国汇报战况后，又详细讲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自我检讨。毛泽东缓慢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毛泽东进而指示彭德怀：“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此后不久，毛泽东拒绝了把毛岸英的遗骨运回国内安葬的建议。“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毛岸英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1990年，工作人员整理毛泽东留下的一批遗物时，在一个箱子底部发现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陈旧衣物：一顶军帽、一条毛巾、两件衬衫、一双袜子，这些都是毛岸英留下的，毛泽东珍藏了整整26年。
直到离开人世前，毛泽东都为儿子的牺牲深深痛苦。毛岸英一直是个苦孩子，8岁就跟着母亲杨开慧坐牢，在杨开慧被押赴刑场时，他抱着妈妈的腿不放，他知道，母亲这一走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没过上几天好日子。但毛泽东从不后悔送他上战场。毛泽东的老友周世钊曾向他谈及此事说，如果你不派岸英去，他就不会牺牲。毛泽东表示，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1960年3月19日，《岳母刺字》戏剧表演到“精忠报国”四字收笔之时，上海锦江小礼堂的舞台灯光亮起，毛泽东、工人代表和市委领导们从观众席上站起来热烈鼓掌。这四个字在800多年的时光里毫不褪色，仍是那样鼓舞人心。重新入座后，毛泽东侧身问上海联华钢厂厂长孔令熙，这个戏你看过吗？随后，他感慨地说，像这样的母亲，中国有千千万万。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2019年，群山高耸，强烈的阳光铺洒在中国西部边陲喀喇昆仑高原。陈祥榕工工整整地写下战斗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班长李确祥饶有兴趣地看着，开玩笑说：“你一个‘00后’的新兵，年纪不大，口气倒不小！”陈祥榕说：“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高中毕业后，陈祥榕入伍当了兵。他很开心地去找自己的初中班主任陈臻苏，自豪地说：“陈老师，我要去当兵了，而且是边防兵。要上前线了！”男丁入伍从戎、卫国戍边是家族大事，整个陈氏家族举办典礼，给陈祥榕饯行。出发前，陈祥榕穿着军装搂着奶奶合影，还随母亲回老家去看望外公。母亲一再叮嘱他：“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不能给屏南人丢脸。”“妈，你放心，我死也要死在边疆上！”陈祥榕想也没想就撂下了这句话，却一语成谶。
2020年5月，新兵陈祥榕第一次走上战斗一线，前往中印边境线处置外军越线寻衅滋事。带队的班长李确祥对这个“00后”的新兵蛋子有点不放心，问他：“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陈祥榕回答：“使命所系、义不容辞！”在那次冲突中，陈祥榕毫不畏惧，勇猛搏斗，与战友们一起强硬地将越线人员逼退。那天，陈祥榕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
6月，外军再次悍然越线挑衅。在交涉未果后爆发的激烈冲突中，团长祁发宝冲锋在前，头部负重伤；营长陈红军和战士陈祥榕冲上前去，奋力营救团长，陈祥榕作为盾牌手，英勇战斗，在对方的猛烈进攻下，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战友，壮烈牺牲；战士肖思远，在突出重围后，见战友危急，又返身投入战斗，壮烈牺牲；战士王焯冉，为救助战友脱险，淹没在冰河之中……
战场上的生死存亡只在一瞬之间，一个个片刻之前还生龙活虎，对生活充满激情的男孩，转眼就神灭形消阴阳永隔。这样的残酷，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很难想象。戍边战士们阵亡后，有网友写道：“黄昏将至。我吃着白米饭，喝着快乐水，想不通为什么千里之外的这些大男孩会死。我在深夜惊醒，痛彻心扉，突然想起——他们是为我而死。”
当部队慰问陈祥榕的母亲，问到她生活有什么困难、需要的时候，她忍着悲痛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知道，我家榕儿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有人撰文《国史·陈祥榕传》描述这一幕：“……问及陈母复有何求。母谓无求，但问吾儿勇否？”
在中国人“家国同构”的价值体系里，人的一生到底应该为国家尽忠还是为父母尽孝，并没有太多的纠结。或许花木兰忠孝节义代父出征的故事很典型，说明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忠与孝几乎是相同的概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次记者问“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样理解的？”黄旭华回答：“对国家尽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五四运动期间，闻一多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忠孝二途，本非相悖，尽忠即所以尽孝也，且男在校中，颇明大义，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早在战国时代，荀子就将“忠臣孝子”作为归并概念来描述。张伯苓写给儿子的那句手谕，源于《礼记·祭义》引曾子言：“战陈（阵）无勇，非孝也。”
时至今日，上古先贤的教诲仍充盈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悠远的家国观念深深铭刻在民族的文化基因里。每当国家有问：“谁上前线？”都有无数的中国人回答：“我的孩子。”虽然历史似乎不曾描述过那些把孩子辛苦养大又送他们上战场的父母是进退维谷还是义无反顾，然而人们知道，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都会荣耀乡里，永载史册，万古流芳，被人们永远传颂；当他们回到故土，出现在慈母的梦中时，仍是那个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