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振武
红军非常注重宣传文化工作，并通过各种文艺形式，鼓舞士气，扩大政治影响，教育发动群众，瓦解敌军。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宣传队在红军建设中的地位作用、组织构成和工作方式方法，还规定要运用一些文艺形式服务士兵的政治训练。此后，红军更加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艺创作和活泼生动的演出活动，对红军建设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通过战场喊话、教育感化等形式瓦解敌军。同时，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浓郁地域色彩的红色文化宣传活动在根据地蓬勃开展，成为红军宣传动员群众的有力武器。本文记述了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红1军团直属队俱乐部开展文化宣传工作的生动故事，形象再现了宣传文化工作对推动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
我常常想起红一军团的宣传队，尤其是在建军节。
当时，宣传队员都是从连队挑选来的年轻活泼、口齿伶俐、政治开展较快的班长和战士。可是多数人没念过几天书，就连教歌子、写标语、召集群众大会、布置列宁室（俱乐部），都是边学边做。由于我们同战士们一起生活，同享胜利的喜悦，同受艰苦的锻炼，熟悉战士的思想感情和语言，因此，我们的宣传活动就为大家所喜闻乐见，成为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
活跃在根据地军民中间
列宁室，这是宣传队员在连队的重要工作场地。部队只要在一个村子驻三天以上，总是首先找两间好房子，由宣传队员协助连队指导员把列宁室布置起来；操课之余，就在这里唱歌、排戏、跳舞、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进行各种有益的文娱活动。特别是教歌子，我们教战士，战士再去教驻地群众，一传十，十传百，党的政策和鼓动口号，便通过歌唱很快地传到每个人的心里。远道来找部队的同志，只要站在村口听一听有没有歌声，就可以判断出村里有没有部队驻扎。
排练的节目够一次演出用了，就开一个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军民联欢晚会。
那是什么样的晚会呀：顺山坡架起几根竹竿子，用几块门板搭上一个简单的台子，挂上幕布，就算是舞台。要演歌剧了，一套锣鼓，一把二胡，就是伴奏的乐器。心灵手巧的宣传队员用细竹条做镜框，用墨涂黑，糊上一层玻璃纸，眼镜就成了。再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就扮成了反动头子或者帝国主义者。开晚会嘛，总得有灯光啊！我们从山上砍些松油柴，劈得细细的，借用群众捉鳅鱼的铁罩子，把它架起来，往横竿上一挂，灯光就配成了。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照明灯有黑烟，开完晚会再看看，每个演员都熏成了黑鼻孔、黑眼角。
物质条件虽然那样困难，可是，演出却从不间断，而且受到部队和群众的喜爱。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在宣传队员的经常活动中，飞行读报和化装演讲，要算最为简便有力的方式了。消息传来，某团某连打了个什么样的胜仗，消灭了多少白军，缴获了多少地主武装的枪支，给农民分了多少田地和资财，飞行读报员就拿着小报到处跑：“同志们，听胜利消息……”不等人散，他又扑笃扑笃跑到别处读去了。
敌人耍什么新花样，党采取什么对策，宣传队员就到大街上化装演讲，根据地军民就能及时了解清楚。有时也演街头活报剧，边走边演。
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明红军战士和根据地群众对我们的喜爱和亲近。部队要扩军，我们出动一讲，青年们就围着我们转：“红军同志，你去问喽，我家老的少的都同意……”我们被拉到他们家里去。在“扩红”高潮中，一个宣传队员平均一天扩来一个新战士。宣传队员和战士一起睡稻草，一起工作和战斗，那更是什么知心话都谈。
随部队挺进游击区
部队出发前，宣传队员就把油印的传单（有时打开城镇也印些铅印的）装满小挎包，小铁桶里是写墙头标语用的白灰、黑烟子、红土（有时也弄到一点彩色颜料），还带上自造的大笔——棕麻刷子，算来要比别人多几斤重量。
随部队行动的宣传队员，还要给战士们的背包上挂个识字牌。战士们一个跟一个地望着前面的识字牌，脑子想着，手指头比画着，边走边学。路上一休息，宣传队员就到处挑战、拉歌子、讲笑话、猜谜语。这样行军，谁还会感到疲劳呢！
作鼓动工作的宣传队员，总是在行军队伍里前后串。队伍一上山，就会看见他们在路旁插着小红旗，呱嗒呱嗒地打竹板，嘴里唱着：“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队伍走过去，他们拔下红旗又往前赶，到另一个山坡上等队伍去了。
任务最重的要算是跟随前哨部队走的宣传队员了。一到休息站，先选个小空场，找个光滑一点的墙壁，把红旗插在墙头上，然后调好颜色，开始写标语、画漫画。游击区的群众没见过红军，被国民党、地主的谣言吓得躲进田野里或是山岭上，山村里静悄悄空无一人。宣传队员敲敲小锣，跑散的群众回来几个，宣传队员就抓紧宣传。他们眼看红军纪律好、态度和蔼，再听了宣传队员的讲话，四下一喊，群众就一个跟一个地全回来了。宣传队员便趁机召开个群众大会，发传单，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党的“十大政策”，解释红军为什么人打仗，打的又是什么人……群众听了这些，就给大队红军准备吃的喝的。等大队红军一到，卖茶水的，卖点心的，卖鸡蛋的，早在路旁等着啦。
这样的工作，一天行军八十里，就要做四五次。有时候，宣传队员把花钱请来的向导动员好了，一到休息站，向导就去找回跑散了的群众。纸包不住火，国民党、地主的鬼话是骗不了群众的。
天黑宿营，宣传队员常常和红军战士一同组织各式各样的群众座谈会，启发群众讲述自己的血泪生活：因为交不上几斗租谷，被地主逼得卖儿卖女；说个不字，就被团匪绑去打得下不了床……于是，调查工作便顺利地进行了：哪家土豪有枪，哪家土豪恶迹最大、最富有，团匪跑到哪儿去了，群众的风俗习惯怎样……连指导员把这些材料连夜汇报到政治处。政治处根据汇报的情况，出上一个布告，一下就把土豪的财产没收过来，分给群众。群众舒开眉眼的笑脸，总是给大家的双腿加上用不完的力气。大家怀着胜利的心情，第二天又继续向新区挺进。
在战场上
每次反“围剿”的胜利，我们宣传队员也都付出相当的劳动甚至鲜血。
战斗还没有打响，宣传队员就协助政治工作干部把敌情告诉部队，帮助战士认识胜利条件和困难，鼓动战士们进行缴枪、捉俘虏比赛……战士们的战斗劲头总是鼓得足足的。粮食和担架，也都是宣传队员动员群众准备好了的。
当战斗在山地或村庄里打响了的时候，身体好些的宣传队员就出现在战斗的最前线。他们冒着弹雨，擎着硬纸壳做成的喊话筒，用洪亮的嗓音向敌人喊话：“白军兄弟，不要给反动军官、地主、资本家卖命！”“穷人不打穷人，欢迎你们过来当红军！”“过来吧，我们官兵平等！”每次喊话总是招来白匪军官的子弹，可是白军士兵的子弹就往天上打，还有的干脆拖枪跑过来。当部队有了伤亡，宣传队员率领的担架队就上来救护，担架队跟宣传队员学会了隐蔽、跳跃前进和爬行，把负伤的同志安全地撤下战场。
常常在战斗进行中就押下来成批俘虏。战斗一结束，俘虏兵就更多了。收容俘虏、争取俘虏，这又是宣传队员的工作。在照顾俘虏吃饭、喝水、休息的时候，宣传队员就向白军了解哪些当官的打骂士兵最残暴，剥削士兵最苛刻……从家仇谈到国仇。这样，经过三五天的争取教育，年轻力壮、阶级觉悟较高的俘虏自动报名参加红军；老的弱的放回去扩大宣传。还有的作为派遣人员到白军里去拉人拖枪。白军士兵一见回去的人，就偷偷问道：“是不是逃跑回来的呀？”被我们放回去的俘虏就会说：“跑个鬼，一过去就给吃好的，不打不骂，不搜腰包，那边真是官兵平等呢！”这样，就有更多的白军士兵了解了红军，有适当的机会，就偷偷地跑到红军这边来。
艰苦斗争中产生的戏剧和歌舞
以宣传队为基础，有干部和战士参加的业余战士剧社，曾创作了许多戏剧和歌舞，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斗争任务。
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到处修碉堡，步步为营，并提出个欺骗士兵的口号，说是：“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李兆炳同志就针对着它编了一个歌剧，名叫《血汗为谁流？》。表现白军士兵修碉堡饥寒劳累、挨打受骂，经过我们的夜间喊话，最后掉转枪口找到了出路。这个歌剧有一次曾演给四五百名从敌人主力部队抓来的俘虏兵看。他们一开始还仰在草坪上装出一副傲慢不逊的样子，可是过一会儿就坐了起来，又过一会儿掩脸哭鼻子了，最后喊开口号了：“打倒国民党，我们要参加红军！”
在当时，我们演戏的方法也灵活。一九三三年的春节前，李卓然同志曾编写一个话剧《庐山之雪》，剧情是蒋介石在庐山训练了大批军官，并指挥白军围攻江西根据地。围攻在红军英勇的打击下，接二连三被粉碎，最后像庐山上的雪，在火红的太阳照射之下，融化尽。李卓然同志只写了剧本大纲，情节和对话都是演员自己编的。军团的首长都参加了演出，罗瑞卿同志当导演，聂荣臻、罗荣桓同志都扮演了角色。“将演将”“兵演兵”，台上台下满场欢呼，热烈极了。后来我们又排演了一个《杀上庐山》。
当时的剧目，当然还有很多，如启发农民向地主斗争的《谁给我的痛苦》，上海工人给我们编的《苏区景》，宣传抗日救国的《亡国恨》……都是很受群众和指战员欢迎的。
舞蹈，在当时也有很多花样。有自己创作的丁零舞、机器舞、儿童舞，有苏联的乌克兰舞、红军舞、海军舞，等等。至于歌曲、山歌、小调，那就更丰富了，随处都有创作，而且流传很广。
红军宣传队在以后的长征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除了组织收容队，帮助掉队的同志等活动之外，在雪山、草地等艰苦征途中，也充分运用了文艺形式来进行行军鼓动，例如过草地时传开的一个小调：“六月里来天气热，黑水、芦花青稞麦；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人人都会唱。
长征结束后，我们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过第一个新年时，开了个热热闹闹的军民联欢晚会。萧向荣同志特地写了个《长征胜利歌》，由宣传队员唱出去，一直唱到抗战初期。
潘振武 出生于1907年，湖南常德人。文中身份为红1军团政治部文化娱乐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