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 雷跃捷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这进一步明确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发展思路和社会治理功能。

　　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与县域内人民群众最为贴近，在当前社会治理环境和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它不仅仅是媒体的基层单位，同时也构成了国家开展社会治理的基础。作为打通媒体融合“最后一公里”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如何利用自身特点和优势，发挥其作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的舆论阵地作用，减少基层社会冲突、增强民众凝聚力，是当前深化媒体融合的重要议题。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多元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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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数字化服务平台，助力基层政府部门解决实际问题 

　　基层社会的治理复杂烦琐。在县城和乡村，熟人和半熟人的人情社会关系以及居民居住、生活、劳作分散性的社会结构等特点增加了治理难度。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也在加速，因征地、拆迁、环保、就业和治安等引起的社会事件频发。人民群众诉求若难以及时得到满足，负面情绪容易积累，则可能引发舆情，从而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成本，这也是近几年基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

　　作为被赋予“引导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肩负构建一个能关注到普通个体的沟通平台的责任，使信息不仅能从政府和职能部门快速传达给每一位群众，而且也能从每一位群众流向相关部门，这就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一是整合政务公共资源，实现公共服务的有序供给。 作为基层主流媒体和“理政新平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深嵌于地方党政体系，具备占有县域政府公共数据资源、打通各职能部门管理壁垒的优势。通过对公共政务资源的整合和开发，县级融媒体中心为政府部门搭建了一个统一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将各部门的民生类、服务类、资讯类等资源整合，统一出入口与辖区群众进行对接，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各办事机构间的协作，实现公共服务的有序供给，为基层群众提供快捷便利统一的公共服务，同时实现群众言论和诉求的顺畅传达。群众所有的相关服务需求、问题的解决投诉都可以在这一个平台上进行。县级融媒体中心和职能部门则共同指派专人负责信息接收、整理、交涉和反馈，实现公共服务类政务一站式、集成式完成。

　　建立统一端口的数字化服务平台的优势在于：首先，它解决了基层群众向上反映的渠道问题。许多基层群众由于知识和经历的限制，他们并不清楚每一个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遇到问题常常不知道向谁反映和求助，求助无门情绪积累，就容易激发矛盾。而统一的平台则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不需要了解具体工作由哪个部门分管，只需要说出自己的诉求，后台工作人员就会将问题进行归类并分发至对口的职能部门，使得问题能有精准去向。其次，它提升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在统一的数字化服务平台上，面对公开透明和舆论监督，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优化服务，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尽量使群众相关服务诉求和问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解决，有助于政府职能部门与群众之间和谐关系和信任关系的建立。

　　县级融媒体中心具备“开放、灵活、整合、服务”等属性，属于典型的平台型媒体，“既拥有媒体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又拥有面向用户平台所特有开放性的数字内容实体”。通过数字端口的接入，打通数据壁垒、开展多方政务和民生连接，县级融媒体中心将更加努力胜任“服务人民”这一重要职责。

　　二是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实现政府、市场与民众参与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和共享。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主动性的同时，也需要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概括来讲，就是有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基础性作用，以便建立起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和谐社会环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主体可以在一个公平、稳定、法治、和谐的市场环境中平等竞争，让全体人民群众能分享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在政府、市场和民众共建、共治、共享和谐社会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中介和平台作用。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通过表达、反馈、协商、合作等助力政府共同实施社会治理。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本土性以及与基层人民群众的贴近性决定了它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存在天然优势。密切联系和服务基层人民群众，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县级媒体融合的重要实践维度。在协商互动过程中，人民群众可以利用县级融媒体中心搭建的数字化服务平台直接向政府部门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利益诉求，以获得同政府部门就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开展对话的机会和权利。这是一个平权和赋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中介，发挥了公共载体在协商、协调方面的功能，具有客观、中立、公信力强的优势。

　　目前，很多县级融媒体中心都在旗下各个新媒体平台开设了诸如留言问政等互动沟通形式。通过留言问政，人民群众就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议题或自己关心的问题发帖留言，向政府开展咨询求助、建议和投诉举报。在此类沟通方式中，人民群众通常能“零距离”地给基层政府领导干部留言，相关诉求和建议可快速而精准地直达领导案头。通过一条条建议的采纳、一件件“小事”的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不仅得到快速回应，而且激发了他们关心和参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情与活力，基层政府也在这一过程中对本地的政策进行了较好的梳理，为下一步更加良性发展打下基础。

　　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下沉，让县级融媒体中心真正成为党和政府深入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基层抓手，从而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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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机制，助力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我国媒体融合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也承担着助力政府进行舆情治理“最后一公里”的责任，是夯实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根基的重要保证。

　　在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中，媒体的环境监视和社会协调功能变得至关重要。随着互联网对于下沉市场的不断开拓，县乡基层用户在社交平台的活跃指数持续攀高，小镇青年逐渐成为互联网的重要群体。在许多公共事件中，县域用户同样会有效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技术实现自我赋权，与政府、媒体等开展平等对话。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利用自己的媒介特性，建立健全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机制，预防和减少基层负面舆情发生，成为其在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又一个重要且迫切的问题。

　　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不仅是媒体的重要责任，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并非媒体一方能够完全主导和掌控的。因此，若要合理开展舆论引导，对舆情进行科学治理，则需要建立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中介，基层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的治理格局。

　　一是建立健全舆情日常管理机制。基层党委和政府应从思想层面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配置舆情监测相关技术应用，培养引进相关人才，对网上的海量舆情信息进行监测，建立健全舆情日常管理机制。可以在县级融媒体中心设置舆情监测部门，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建立由专人负责的纵向到县、横向到部门的全天候、立体式舆情监控体系。除了日常常规监控外，对一些重要网站、账号、论坛等要重点关注，一些容易产生舆情的公共领域要特别关注，一些特殊时期比如重大活动期间要重点监测，充分考虑产生舆情的各种可能性，全面收集情况，提前部署准备，制定好突发事件舆情应对预案。除此之外，基层党委和政府还应建立舆情专家智库和相关召集制度，在遇到敏感问题或重大问题时，及时召集专家“会诊”，使舆情分析和研判更透彻更全面。

　　同时，作为媒体融合和舆论引导的“最后一公里”，县级融媒体中心理应向上借力，与市级、省级融媒体中心共同建立网络舆情预警指标体系，拟定科学的预警阈值，确定相应的预警级别，制定不同舆情预警等级所对应的工作措施。当综合指数超过阈值系统自动报警时，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及时拿出应对方案，与更高级别融媒体中心联合，争取引导舆情走向的机会，提高处置舆情的速度和效力。

　　二是建立健全舆情应急联动机制。首先，基层党委牵头组织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作为专职舆情管理的常设机构；同时，制定相关制度保证随时可以抽调熟悉专项业务的各部门人员组成专业的临时性工作组，保证在重大事件、重要节点上，各部门能够资源共享、统一行动。其次，重视舆情之中的信息发布机制。第一，快速回应，第一时间占领舆论场；第二，统一发声，舆情发声牵涉多部门，如何发、发什么，都要统一基调；第三，启用“自己的”网络意见领袖，对事件进行正向舆论引导，网络意见领袖是舆论引导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善用意见领袖，有助于快速缓解舆情。最后，构建党政机关各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在此机制下，全县所有相关部门实现舆情的信息资源共享，将舆情信息收集、管理、分析、引导、处置相关职能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串联起来，从制度上确保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畅通，保证所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准确掌握网络舆情动态，及时作出回应。

　　三是建立健全线上线下联动机制。每一件舆情事件的背后，都有一个社会问题的归因。舆情工作看似线上的引导与处置，实际涉及线下社会治理问题。舆情事件被聚焦，说明相关社会治理可能出现了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舆情的同时，着手解决线下的实际问题，抓住舆情治理的契机，修复和完善相关制度，实现从个案的“末端治理”到长远“顶层设计”的跨越。

　　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应包括舆论引导和实体处置两个小组，舆论引导组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发布事实进展信息并传达正向的态度，实体处置组抓紧调查事实推进事件得到妥善处理，共同推进整体事件的有效处置。线上舆情的及时回应是缓冲器，有助于缓解社会上的紧张情绪，减少负面情绪对政府公信力的破坏。相关部门须尽快拿出真实且有效的方案来处理和解决问题，真正化解矛盾。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舆情事件，归根结底都要落到实体工作的处置上。舆情涉事部门需要配合政府和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事件主体”的担当作用，避免线上舆情处置“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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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精神文化阵地，改善基层文化生态 

　　中国地大物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县域之间的语言、文化和习俗等都有区别。独特的乡音、乡情和乡俗既是县域人民群众辨识彼此的“标签”，又是他们互相认同的“基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开发本地特色文化，搭建一个属于本地人民群众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平台，增强本地人民群众凝聚力和对乡情文化的认同感，提高本地文明程度。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把握。

　　一是重拾本地传统文化，唤起人民群众对家乡地域的认同。我国历史悠久，每个县、每个村都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地方表达，五千年历史流传和延续下来的一些传统文化形式、语言和活动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深深蕴藏在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文化乡愁。对于这些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资源，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以各种生动活泼接地气的形式对其进行整合、包装和推广，一方面在县域内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情感支持，让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满足本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本地特色文化产品进行外宣推广，培育和凸显特色文化品牌，增强本地与全国乃至国际的连接。除此之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文化实践，如文艺演出、节庆活动和邻里文化活动等，发动群众积极参与，让本地人民群众对这些传统文化由认知层面转化为体验层面或实践层面，加深他们对本地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促使他们主动去传播，这也是利用县域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抓手。对本地传统文化的重拾，不仅体现了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的文化大餐服务，也在潜移默化中彰显了其文化宣传和精神引导作用。

　　二是在导向上惩恶扬善，提高本地文明程度。县域群众因其流动性弱，生活圈相对固定，尤其注重言论场域的“面子”。县级融媒体中心由于其官方背景、亲民性和接地气等特点，一方面，它是塑造基层群众心中社会图景的重要渠道与方式，是引导本地舆论的关键组织，是具有权威性与客观性的风向标；另一方面，媒介即关系，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仅是信息生产加工的场域，更是乡村或县城群众表达与言说的媒介场域，集结着大家对公序良俗、乡规民约的看法和对本地社会事务的讨论，体现着不同于大城市的独特县域主体性表征。县级融媒体中心嵌入本地的熟人或半熟人关系网络之中，应充分调动基层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人民群众在平台进行表达，对发生在本地的善言善行和有违乡规民约的现象都积极发声。相应地，县级融媒体中心要积极回应这些可贵的民意，使真善美得以肯定、假恶丑得以曝光，由此塑造新型的基层社会文化，提升本地精神文明水平，形成新的本地文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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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由政府主导的单一管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基层政府在积极探索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实践中，不断创新治理的模式和方法。县级融媒体中心多元化和深入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就是近年来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举措。县级融媒体中心既是一个民意和民智汇聚的平台，也是一个服务人民、引导舆论的平台。在未来的发展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必将继续承担助力基层政府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职责，不断完善政府与群众的对话机制，增强县域群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从而提升自身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