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本真精神和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促使人们“重读”。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凸显出来了，当代哲学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每当世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产生重大社会问题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就是当代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的理论成果。

一

从“文库”的作者来看，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其中，一部分作者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尔后在70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其学术生涯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深刻的体认。另一部分作者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正是改革开放，使这一部分作者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睁眼看世界”，形成了宽广的理论视野，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独特的体认。在我们看来，“文库”的这些著作既无压倒千古大师的虚骄之气，也无自我否定的卑贱之心，相反，这些著作是作者们上下求索、深刻反思的结果，是他们哲学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其理论深度和思想容量令人赞叹。

从“文库”的内容来看，这些著作分别涉及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实践论、认识论、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以及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展现了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这些著作或者对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阐发出新内容，从而赋予其深刻的当代含义；或者深入挖掘本来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被现行的哲学教科书涉及或重视的那些基本观点，从而进一步“发现”马克思；或者深入分析、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展开、详尽论证，同时又深度契合着当代世界重大问题的观点，使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发展”马克思。

二

我们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170多年，因而已经“过时”。这是“傲慢与偏见”，而且是无端的“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不是过时，是不是真理。实际上，“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最新的、时髦的谬论，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技术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一定理。如违背这一定理，造出的船无论多么“现代”化，多么“人性”化，也无法航行；如航行，也必沉无疑。真理只能发展，不可能被推翻；而科学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它发现和把握了某种规律。马克思的哲学是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的高度统一。正是由于发现并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的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哲学研究越来越趋于“冷寂”以至衰落。这种观点看到了某种合理的事实，但又把这种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不合理的理解之中。实际上，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不能相融。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哲学本身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性的肯定，还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局限性的批判，马克思哲学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我们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不仅是资源配置的现代形式，而且是人的生存的现代方式，从而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邓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并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一个“鲜活”的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马克思哲学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是越来越近了。在我们看来，目前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冷寂”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研究在中国的衰落，相反，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熟。

当然，马克思的哲学没有也不可能包含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或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历史难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但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全能的解释”，“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的前面”。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的这一观点正确而深刻。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哲学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是方法，而不是教义。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事。

三

我们并不认为“文库”的这些著作完全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这些解释完全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因为我们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这些著作受到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哲学修养以及价值观念，即“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中国有句古诗，“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表面上说的是“无人”，实际上是“有人”，至少春潮、急雨、野渡、孤舟的画面体现了人对物、主体对客体的感受。因此，“文库”的这些著作既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忠实，又体现出作者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不同视域和不同方法，并凝聚着作者的特定感受和思维个性。你也许不同意其中的观点，但你一定会敬佩作者在如此广阔的领域中所进行的认真而深入的探索；你也许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五彩斑斓一定会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燃起你探索的激情。

当然，我们注意到，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认识并非一致，而且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产生分歧和争论，并不罕见。但是，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如此持久的研究，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却是罕见的。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的认识的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以辨认一样。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由此认为，“正如大多数复杂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得到人们统一的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做出什么样的说明，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

米尔斯所描述的问题是真实的，但他对问题的回答却是错误的，即不存在一个客观意义上的、真正的马克思，存在的只是不同的人所理解的不同的马克思。有人据此把马克思与哈姆雷特进行类比，认为犹如一千个观众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马克思，不存在一个“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似是而非、“不靠谱”的类比和说法。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是依赖认识主体的解读。实际上，即使是艺术形象，也不能过度解读。合理的解读总是有“底线”的。例如，同一首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德国小提琴演奏家穆特把它诠释的是悲伤、悲凉、悲戚，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弗雷德里曼把它诠释的是悲愤、悲壮、悲怆，但无论是悲伤、悲凉、悲戚，还是悲愤、悲壮、悲怆，都具有“悲”的内涵，而没有“喜”的意蕴。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马克思哲学认识的分歧，是由认识者生活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决定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支配着认识者理解的维度、深度和广度，即使是最没“定见”的认识者也不可能“毫无偏见”。人的认识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它不可能超出认识者的历史环境，必然受到认识者“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但是，我们又能够站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批判与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考察，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分析，使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视域和作为被认识者的马克思的视域融合起来，从而不断走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哲学的深处，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出“客观的理解”，即展现“真正的马克思”，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这正是“文库”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和理论境界。

（作者：杨耕，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主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库》总序的一部分，编者进行了适当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