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广文 赵月

 

大历史观作为考察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的方法论，是指“以历史视野、国际视野、知识视野来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指出其发展必然趋势的历史观”。换言之，大历史观不仅仅局限于单一视角，而是将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综合起来进而形成一种更为宽广和深远的认识框架。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纵深背景下，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潮并指向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所表达的。这一思想的凝练投射出三个基本特征。

 

以民族的眼光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作为文化发展规律的时代表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因此，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体现为中华民族坚实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即对自我历史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认同。在这一意义上，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坚实文化基础，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的逻辑主线。从民族的视野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首先是通过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坚守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认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推进文化自信并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化发展道路，进而实现文化自强、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自强的前提。“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所谓“文化的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本身是一个文化反思的过程。回顾中华民族“被拖入世界”的历程可以发现，随着西学对中学的冲击和中华民族矛盾的加深，中华文化逐步从“自在”走向“自觉”，即中华民族从器物文化落后的觉悟到制度文化落后的觉醒再到观念文化落后的反思。这一历程伴随着中华文化自我认知的提升以及世界现代化进程融入程度的加深，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以深刻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在现代化实践中凝练出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意味着中华民族能够以强大的文化韧性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自信是实现文化自强的关键。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获得文化尊严、实现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标志着文化主体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积极态度和坚定信念。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源自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以厚重的历史积淀为文化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不少思想家包括梁启超、罗素等人曾肯定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正是这一悠久的文明史孕育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而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背景下对民族命运进行的整体性思考。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源自对“古—今、中—西”关系这一巨型文化命题的回答，在回应时代问题中为文化自信提供现实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唯物史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同时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不同文化的平等交融强调“古—今”和“中—西”关系的有机统一。可以说，这一思想是对传统二元对立的超越，通过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对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发展提供清晰方向和路径。

 

推进文化自强是文化自信的延伸。以文化自觉为基础、以文化自信为承载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自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战略部署。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明确指出“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可以发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贯穿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逻辑，勾勒出一条以历史为根基、以现实为实践、以未来为方向的文化发展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自强”中的“强”不应简单理解为对其他文化的拒斥或对抗，并非封闭的、孤立的文化发展，而是强调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兼容并蓄的开放状态与世界文明展开对话和互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自强不仅关乎中华文化自身发展，更肩负着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的历史使命。

 

以历史的眼光洞察文化发展趋势

 

“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突破性的原理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一结合本身反映的是，相较于现代化作为易逝易变的过程，文化则是不断积累并逐步释放能量的过程，需要在长时段的积累中得以延伸。因此，“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需要坚持大历史观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以宽广视野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而承担起文化意义上的复兴这一“新时代新的历史使命”。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考察文化发展规律。唯物史观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通过对文明演进内在逻辑的阐释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处理当代中国和世界文明互动的问题提供深刻的历史洞见和哲学基础。马克思晚年为完善唯物史观曾考察不同民族社会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在谈到原始公社的社会结构时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它们有好多种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类型、存在时间的长短彼此都不相同”。不难发现，一方面，马克思透过原始社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完善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一般规律和原理；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正确掌握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把握文化发展和演变趋势，进而表明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的历史文化发展体现着各个民族和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文明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围绕尊重文明多样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这一重要论断构成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能够在新时代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丰富并发展唯物史观。

 

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进行现代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记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这里进而引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任何民族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只有建立本民族文化主体价值，即通过“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进而深入挖掘诠释民族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基因的话语体系、凝练提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才能形成中国人看待自身发展和世界演进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应当指出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而是指历经五千年文明发展从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等几个历史时期传承下来，能够对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作用的优秀思想文化。

 

以历史主动为前提承担文化复兴使命。历史主动作为唯物史观的组成部分，是指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在历史发展大势中抓住历史时机、积极作为的政治品格与精神状态”，即能够立足所处时代方位在历史实践中把握历史必然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其因先进性而始终肩负着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历史主动的伟大使命。进一步而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从世界文明发展中提炼和把握文明发展规律，以强大的历史主动性推进文明在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中向实践创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文化发生危机时以强烈的文化自觉主动承担起振兴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强调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实现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把握文化发展规律。

 

以世界的眼光推动人类文明交融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我们的时代”的根本标志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资产阶级时代”相比，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加深。当代中国对文化和文明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借助古今中西之争反思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能够超越民族的意识形态推动世界历史演变。从根本上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洞悉时代精神，能够跳出狭隘的民族历史框架反思时代问题，从更宽广的全球化视野中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凝练富含时代性的哲学理念。

 

破解“文明冲突论”，消除歧视实现平等。“文明冲突论”将“文明”这一概念理解为具有语言、历史、宗教等特征的文化实体，认为不同文明间的价值观存在差异且无法协调，将成为全球冲突的关键原因。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世界主要的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预言未来的全球冲突将集中在不同文明的“断层线”上，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从历史发展而言，文明并非绝对对立的各方，能够通过对话和交流以文明“平等、交融、共生”取代文明“等级、优越、对立”。

 

超越“历史终结论”，破除单一路径偏见。现代文明的观念肇始于西方，但不同文明和制度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具有独特性与价值。从唯物史观来看，所谓“现代文明”依然包含着更多未来的可能性，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自身文明的生成和发展更多意味着在西方之外重新寻找恰当的自我定位和未来出路。对中华文明而言，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延误使得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对着多重文化元素并存的现代性处境，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生成阻碍着中华文明的自觉定位。从这一意义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自身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贡献，能够超越西方历史观的单线叙事，彰显破解现代文明困局的可能性方向。

 

超越“文明优越论”，重塑本国与他国关系。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思维来看，人类文明是一个整体，其中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如果没有其他文明，中华文明不可能存在。实际上，文明自信离不开如何认识和看待其他文明的价值，即遵循正确的文明观。中国从自身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深刻认识到，世界文明具有平等性，各种文明以其不可替代的特色和特点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具有价值和贡献，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分。随着人类文明重心的不断转移，文明互鉴有助于不同民族为人类文明的总体进步提供各自的独特贡献。

 

（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