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叱咤风云的卓越政治家，也是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在缔造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他成就了举世公认的千秋伟业，也创作了气吞山河的不朽诗篇。

1921年新年伊始，毛泽东与何叔衡、周世钊等人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把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它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标，成为毛泽东的毕生事业，也成为毛泽东诗词的核心主题。“诗言志”，毛泽东诗词所言的“志”，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则是这一宏大抱负的诗意表达。

毛泽东诗词植根于中华悠久文化的厚重土壤，孕育于跌宕起伏的革命征途，形象再现中国共产党人救国救民的筚路蓝缕，艺术反映近现代中国亘古未有的沧桑巨变，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宏伟史诗。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毛泽东诗词（下文简称“前期毛泽东诗词”）主要纪实“砸烂一个旧世界”的时代风云，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前半部史诗；而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毛泽东诗词（下文简称“后期毛泽东诗词”）重点叙写“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实践探索，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后半部史诗。本文侧重解读后期毛泽东诗词，来回顾、感悟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展开的艰难探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来梳理、归纳“改造中国与世界”后半部史诗的创作情况和主要内容，来探讨解读、赏析这些诗词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情况

毛泽东一生与诗词有着不解之缘，读诗、学诗、赋诗、吟诗、解诗、论诗，对他而言，是情趣爱好，是生活方式，是政治工具，也是交往手段。诗词创作活动伴随其一生的革命实践，无论是喜是悲，是忧是怒，是庆贺胜利或者抒发豪情，他都会用诗词来表达高远的理想、坚定的意志、翻卷的心潮、激荡的思绪和绵绵的深情。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活动主要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历史时期，后期毛泽东诗词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五○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毛泽东欣然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是后期毛泽东诗词的开篇之作。1973年8月5日，耄耋之年的毛泽东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这是后期毛泽东诗词的收笔之作。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和吴正裕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为准，毛泽东诗词总量为78首，其中诗43首，词35首。前期毛泽东诗词的数量为36首，其中诗12首，词24首；后期毛泽东诗词的数量为42首，其中诗31首，词11首。就总体而言，后期毛泽东诗词数量多于前期毛泽东诗词的数量，而前期毛泽东诗词是词比诗多，后期毛泽东诗词则是诗比词多。更确切地说，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侧重攻词，更多的是一个“词人”，写诗只是偶尔为之；进入晚年之后，他侧重攻诗。

毛泽东没有专门论诗的著作。他的诗论散见在和各界人士的有关谈话之中，散见在他大量阅读诗词作品的批注之中，散见在他致同志、亲朋、诗友的书信之中，散见在他的报告、讲话和文章之中。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的诗论已经涉及“诗言志”的诗学传统，主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强调诗歌要有新鲜活泼的民族风味，强调诗歌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但这些诗论更多的是从文艺创作的宏观层面而言的，深入思考诗词具体艺术特点和创作规律的诗论并不多。

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诗论更多，对于诗词发展方向、艺术风格、创作规律等的探讨更具体，也更深入。毛泽东喜爱旧体诗，并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但又不主张年轻人学写旧体诗，不把个人偏好强加于人。一方面，他认为，旧体诗词“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深知，“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律诗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难于普及，不宜提倡”，“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他“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

就个人偏好而言，毛泽东并不怎么喜欢新诗。他对新诗的发展现状也颇为不满，“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他曾对梅白坦言：“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但从诗歌创作的目标出发，从文艺政策的导向着眼，毛泽东强调：“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我看中国新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前期毛泽东诗词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生活动荡的斗争环境下创作的。1949年12月，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毛泽东与苏联翻译、汉学家尼·费德林谈论中国文学。谈到诗词创作的体会时，毛泽东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种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费德林问：“一行都写不出来？真的吗？”毛泽东说：“现在改写‘文件’体了，什么决议啦，宣言啦，声明啦……只有政治口号没有诗意啰。”后来，曾多次访华的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曾经问毛泽东是否还写诗，他说：“写得很少，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并不像他自我调侃的那样只是写了决议、宣言、声明之类的“文件”体，也没有完全“因为一些政治问题把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的诗作数量不少，其中不乏精品。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当然，创作主体心态已经有所不同。在枪林弹雨的紧张状态下，往往是突发诗情，作品紧紧扣住现实，大多是即事即景的抒情之作，毛泽东更多的是个军事家诗人。在建设时期，他的诗出自对国家发展、长治久安的思考，既着眼现实又放眼未来，既有对时局的议论又有对生命的感慨，政治家诗人的色彩更加浓郁。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诗词的创作环境也大相径庭。毛泽东身处办公室、会议室或火车、汽车和旅馆里，他的诗思突发在读文件、报纸、书信或开会、接待、谈话等活动中。

毛泽东诗词作品涉及的人事内容增多了，诗友之间赠酬唱和的频次增加了。繁忙的公务之外，毛泽东还会置身于大自然，偶尔也抒发寄情山水的惬意畅快，但更多的还是借助诗词传达某种政治理念。他甚至效仿古人画上题诗的做法，为照片所拍摄的人物形象或所营造的风光意境，“发明”了题照诗，写下了《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为诗词家族增添了一朵新的艺术奇葩。

毛泽东一生读书不倦，建设时期更是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看得最多的是史籍。他读书有独立判断，从不盲从盲信，读史书尤其如此。他每有心得，辄有评点，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他从来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思考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有感而发，他创作了《贺新郎·读史》《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七绝·刘蕡》等咏史之作。这些咏史诗是他的历史发展观的一种表达方式，可以看出他对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后期毛泽东诗词政治色彩更浓，诗词意味显淡，表达方式更为直白，抽象的概念多于丰富的意象，率直的议论多于含蓄的抒情，写于1959年、1960年的四首“读报”诗显得尤为突出。1959年秋开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爱丽舍宫唇发紫，戴维营里面施朱”，戏谑反讽，粗犷坦直。毛泽东即兴而成的“读报诗”，甚少乃至毫无“诗意”上的追求，俨然就是“反修”政治斗争的利器。

有潮起就有潮落，有高峰便有低谷。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70年代之后，随着暮年的到来，精力的衰减，健康状况的恶化，毛泽东诗词创作进入衰退期，作品数量明显减少，质量明显下降。

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千方百计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要把新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诗词也告别炮火硝烟，转向叙写“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后半部史诗，转向生动描绘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讴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真实抒发对现实问题的深邃思索和对未来前景的殷切期盼。这成为后期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其思想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沧桑巨变：一唱雄鸡天下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与世界”伟大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成为后期毛泽东诗词的首选主题。

写于1950年10月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是这一题材的代表作。这首词从庆祝国庆的歌舞晚会盛况触景生情，上阕描绘旧中国的悲惨画面，下阕抒写新社会的美好景象。上阕、下阕把黑暗与光明、苦难与幸福、分裂与统一加以鲜明对比。“一唱雄鸡天下白”可谓点睛之笔，凸显了新中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神圣崇高。《七律二首·送瘟神》与《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一首揭露旧社会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凄惨历史；第二首描绘新时代人民励精图治、驱逐瘟神的伟大壮举。前者强烈控诉，感情抑郁，语气哽咽；后者深情歌颂，情绪欢快，语调高亢。

《浪淘沙·北戴河》思古颂今。毛泽东搏击大海时“往事越千年”，回想起军阀纷争时代建功立业的曹操，吟咏起曹操慷慨悲凉的《观沧海》。毛泽东感慨于“萧瑟秋风今又是”，但“换了人间”四个字，充分表露出毛泽东对现实社会的充分肯定和无限热爱。

（二）重整河山：天连五岭银锄落

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而新中国面对的是一个百余年战乱频仍、百业凋敝的烂摊子。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与世界”伟大事业面临的主要任务。这是后期毛泽东诗词的核心主题。

《水调歌头·游泳》堪称是社会主义建设伟业的“畅想曲”。“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对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奇迹的肯定，实则是对伟大建设突飞猛进的赞颂。他对“高峡出平湖”的构想，是对未来建设蓝图的乐观展望。《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诗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不仅讴歌了人民群众战胜瘟神的冲天干劲，也深刻揭示出重整河山是改善民生福祉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中，不仅抒发日久年深的故乡情结，也勾勒出“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未来。《七律·答友人》中的“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既是对家乡湖南巨变的赞许，更是对祖国欣欣向荣景象的期许。1965年5月，毛泽东“千里来寻故地”时，井冈山根据地已经“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多了楼台亭阁”。抚今追昔，毛泽东倾情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

（三）独立自主：乱云飞渡仍从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局势复杂多变。美苏两国恃强争霸，中美双方持续对峙，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反华独唱、联唱、轮唱甚嚣尘上、此起彼伏。坚决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反帝、反霸、“反修”，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成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基调，也成为后期毛泽东诗词的基本主题。

后期毛泽东诗词没有直接描写战争风云的作品，只有写于1950年11月《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句，即“妙香山上战旗妍”。妙香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战场，仅此一句已充分彰显出抵御侵略、保家卫国的钢铁意志。面对“已是悬崖百丈冰”“高天滚滚寒流急”的严峻国际形势，毛泽东以“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从容应对；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的大无畏气概，针锋相对。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义凛然，“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中国坚决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四）拒腐防变：试看天下谁能敌

“和平演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超越遏制战略”，寄希望于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蜕化变质，进而“不战而胜”。毛泽东对此高度警惕，旗帜鲜明地把反“和平演变”作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这是确保“改造中国与世界”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也是后期毛泽东诗词的重要主题。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发有为。但毛泽东也深知，要完成好离开西柏坡时提出的进京“赶考”任务，任重道远，而且充满风险和挑战。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看到女机要员李原慧身姿挺拔、动作干练、清新质朴的女民兵形象时，欣然赋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夸赞“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一代新人在成长而倍感欣慰。

“南京路上好八连”长期驻守上海南京路，始终勤俭奉公，一心为民，永葆本色。1963年八一建军节，毛泽东挥毫写下《杂言诗·八连颂》，高度赞扬“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的“好八连”，这也是对人民军队的颂歌。他号召“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为了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他殷切希望全体军民都能做到纪律好、军事好、政治好、思想好，坚信“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五）思古鉴今：有多少风流人物

毛泽东博览群书，又偏爱研读文史古籍。他思考重大问题时，从来都是贯通古今，以史为镜，以古鉴今。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只是在《沁园春·雪》下阕咏史；新中国成立后，咏史诗成为毛泽东诗词的重要类型。他在追溯历史发展进程中，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规律和现实逻辑；他在品评历史人物得失中，思索治国安邦的社会氛围和大政方针。这就使得后期毛泽东诗词不仅有浓郁的现实意味，更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

如果说《浪淘沙·北戴河》只是由北戴河一带的人文风物自然联想起曹操的文治武功，那么此后的咏史诗则是全神贯注吟咏历史和历史人物了。《贺新郎·读史》以凝练的笔墨，叙说悠远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艺术表达是人民群众而非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毛泽东对屈原情有独钟，《七绝·屈原》高度赞扬屈原的爱国精神和卓越诗才，生动刻画了屈原直言进谏的风骨和忧患国运的心境。毛泽东对西汉青年才俊贾谊推崇有加，希望新中国青年一代能够脱颖而出，特意赋诗《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赞赏贾谊的“倜傥”“雄英”和“壮志”“高节”，又对他的官场境遇和人生悲剧深感惋惜。毛泽东号召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他专门为敢于直言犯上，具有独特政见的“中唐俊伟”刘蕡赋诗《七绝·刘蕡》，称赞他“万马齐喑叫一声”的勇气与才华。

（六）统战智慧：僧是愚氓犹可训

“改造中国与世界”任重而道远，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毛泽东历来强调：“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赠答唱和的诗词作品明显增多，而且都是面向民主人士和文化教育界友人。他不仅把诗词作为传递友谊的交往方式，更把它当作施展统战智慧的政治工具。

1950年10月3日晚，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庆联欢。毛泽东对柳亚子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主动提出与人唱和，也是“因步其韵奉和”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由来。1950年11月，有感于柳亚子公然反蒋，而与共产党肝胆相照，毛泽东再次赋诗《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其中有“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句。

1961年10月，郭沫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因唐僧“对敌慈悲对友刁”，而主张“千刀当剐唐僧肉”。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随后郭沫若又写了《七律·再赞〈三打白骨精〉》。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语气平和，诚恳规劝，情理交融。

（七）闲情雅趣：此中听得夜莺啼

郭沫若《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对毛泽东的诗才赞曰：“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泽东写诗填词只是治国理政之外的“余事”。毛泽东政暇赋诗，既表达对时局政事的深层思索，也抒发对闲情逸致的真切体验。毛泽东吟咏山水的诗作，未必都有微言大义，却体现出他移情山水的纯朴，迷恋自然的洒脱，以诗自娱的儒雅，呈现出“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自欲为江海客”的本真，也展示出举重若轻、从容自信的大国领袖形象。

毛泽东“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他搏击北戴河后，在《浪淘沙·北戴河》中着力描绘“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的壮阔景象和欢愉心情。他畅游长江之后，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尽情挥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的轻松闲适与惬意畅快。

毛泽东多次到杭州视察，繁忙之余，在寄情山水中经营诗词“余事”。1955年至1957年间，他在杭州写了《七绝·五云山》《七绝·莫干山》《五律·看山》《七绝·观潮》四首纯粹的山水诗。“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近乎一个观光客的自问自答。“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颇像游客的行程记录。“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偏向于钱塘观潮的现场感受和主观想象。这些诗句让人领略到毛泽东诗词深沉深刻之外的清新自然、潇洒飘逸。

（八）暮年心曲：故国人民有所思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言：“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晚年毛泽东既常思既往，也常思将来。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无限感慨；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充满忧患。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进程中，毛泽东有成功喜悦，有失误教训，也有忧虑孤寂，这就使得后期毛泽东诗词表露出挥之不去的感伤、希冀和悲怆。

“卅年仍到赫曦台”“故园三十二年前”“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毛泽东时常感慨时光飞逝。晚年毛泽东曾深情地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写《七律·到韶山》的时候，就深切地想起三十二年前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重上井冈山时，毛泽东更是慨叹“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69岁生日写的《七律·冬云》中“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体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刚毅执着。“一篇读罢头飞雪”“鬓雪飞来成废料”，他深知生命易逝。罗荣桓不幸逝世时，他痛感“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在“一阵风雷惊世界”的特殊年代写的《七律·有所思》中，“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折射出深沉、悲凉的忧患心绪。“年年后浪推前浪”，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希望“彩云长在有新天”。

三、解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一个政治概念。新事业、新实践给了诗人毛泽东新的体验、新的灵感，成就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史诗的下半篇。但是也要看到，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实践探索既有成功也有失误的复杂性，要看到毛泽东诗词作品既有精品也有瑕疵的多样性。研究后期毛泽东诗词，不能就事论事，就诗论诗，而应该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换言之，不能绝对化地一味肯定，不能情绪化地全盘否定。

（一）结合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来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他的诗词记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伟大实践。两个时期应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有所不同，但毛泽东诗词所体现的内在主题是一贯的，也是一致的。

前期与后期的毛泽东诗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序列，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史诗的上篇和下篇。只有将其摆放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当中去解读，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共同主题。后期毛泽东诗词所反映的伟大奋斗和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以诗化的语言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二）结合毛泽东壮阔的奋斗人生来解读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同志始终都矢志不移、执着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毅然引兵井冈，点燃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他“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严峻态势，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六月天兵征腐恶”“横扫千军如卷席”。待到“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毛泽东用枪杆子改写了中国历史。此后，他领导中国人民开创“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局面。毛泽东诗词俨然就是毛泽东奋斗人生的“诗传”。后期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诗传”的下半部。只有结合“毛泽东诗传”的上半部，才能总体把握毛泽东的宏图大志和丰功伟绩，才能全面理解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容和人生百味。

（三）结合毛泽东复杂的心路历程来解读

毛泽东胸怀天下，他的情感不是一般文人的“小我”之情，而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类的“大我”之情。毛泽东对不同人、不同事所流露的感情不一样，而同样的情感因素又可能出现在不同的诗词作品中。毛泽东爱憎分明，始终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要准确理解后期毛泽东诗词所表达的真情实感，既要深入分析每首作品的具体情境，也要全面把握毛泽东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

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怅然天问，到“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愤然抵抗，到“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傲视万物，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摧枯拉朽，到“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改天换地。这既是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也是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毛泽东诗词所表达的全部喜怒哀乐，都与这一心路历程的起伏演进休戚相关，甚至是同频共振。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心情苍凉”。《词六首》“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不知少于困难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始终与人民同悲欢，共命运。

（四）结合毛泽东全部的诗词作品来解读

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写于战争年代的作品好于建设时期的作品，前期毛泽东诗词好于后期毛泽东诗词。两个历史时期的毛泽东诗词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各有千秋，不能大而化之地作出孰优孰劣的判断。更何况前期的很多诗词作品都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诸多重大修改才定稿的，与原先的传抄稿或初稿相比，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体现了后来的诗学观念和创作水平。毛泽东的诗情不断深化，诗艺不断成熟，毛泽东诗词的意象不断演进。要准确理解后期毛泽东诗词，必须结合毛泽东的全部作品进行系统分析，才能全面把握毛泽东诗词的丰富蕴含和崇高境界。

比如，以“我”的形象为例，早期毛泽东诗词中的“我”，如“君行吾为发浩歌”“我怀郁如焚”“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指作者本人，这是“小我”。到后来，“我自岿然不动”“狂飙为我从天落”“唯我彭大将军”，这些“我”不再是单纯的自我，更是广大的群体。再后来，“不可沽名学霸王”“六亿神州尽舜尧”“中华儿女多奇志”，诗中已不见“我”字，毛泽东已然超越小我，融入大我，达到无我之境。再比如，如果没有对“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深切体验，就不会有重上井冈山时“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的深情回望。

（五）结合新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解读

毛泽东赋诗的灵感和激情来自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自他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环境。毛泽东诗词既是属于他个人的艺术创造，更是属于他所代表的人民和所处的时代的艺术创造。毛泽东诗词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写的，无论是一首诗词的整体诗意还是某一诗句的特殊句意，都不能偏离时代宏观背景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急需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大环境，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要理解后期毛泽东诗词，必须认真考察宏观时代背景，准确把握时代风云、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诗词中“反修”的意味很浓，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及几首“读报诗”。这是当年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步步紧逼，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的国际局势的诗化再现。仅以《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土豆烧熟了，再添牛肉。不须放屁”一语为例，这是对赫鲁晓夫所谓“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观点的辛辣驳斥。一直以来人们对“不须放屁”入诗褒贬不一。对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褒扬或者贬抑，怒用“骂”语不过是“相骂无好言”的情绪表露，是中苏论战不断升级的直接反映而已。

（六）结合毛泽东倡导的诗学主张来解读

毛泽东诗词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毛泽东以卓尔超群的诗人才华和无与伦比的作品魅力，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境，从题材到风格，对古典诗词革故鼎新，使中国古典诗词在20世纪的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诗词理论进行了更多的思索与探讨，在《致臧克家等》《对范仲淹两首词的批注》《致胡乔木》《致陈毅》等书信以及相关题词、讲话、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诗学观点。这些诗论是他创作实践的心得体会，也是文艺政策的鲜明导向。把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的诗学观点结合起来解读，有助于理解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色和艺术境界，有助于研究后期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新探索和新成就。

后期毛泽东诗词作品实践了他的诗学主张，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拓展了旧体诗词这一传统艺术的创作空间。比如，他认为古典诗词和新体诗歌各有弊端，主张在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既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又吸收民歌的丰富养料，还要顺应时代的要求，能够体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杂言诗·八连颂》是毛泽东唯一一首民歌体杂言诗，写得通俗易懂、雄健刚劲、节奏明快、韵律铿锵，明显是对“古典加民歌”这一旧体诗词发展方向的一次大胆尝试。

（七）结合每首诗创作的具体情境来解读

每首诗都是独立成篇的作品，解读诗词不能偏离作品，又不能死抠字句。要诵读精熟，又要思索精到。白居易《与元九书》有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每首诗的创作缘起、写作情境、内容题材、情感基调、修改过程都不尽相同。对每首诗的解读，既要讲究宏观背景的总体把握，又要注重微观情境的具体分析，弄清楚孕育每首诗的此时此刻、此地此境、此情此景，精细理解，才能不偏离作者的构思过程和情感体验，不至于望文生义。

以《七律·到韶山》“喜看稻菽千重浪”一句为例，这句诗长期被误读了。1959年处于“大跃进”时期，很多人据此认为，它是在热情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但人们忽略了1959年也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这一重要信息。而最关键的是，对毛泽东回韶山的具体过程和相关细节缺乏了解。毛泽东在家乡见到的状况，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年，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到位。“喜看稻菽千重浪”，不是毛泽东实际看到的情形，而是他热切期盼着能够出现的情景。这句诗体现了毛泽东心系民生的忧患意识，寄寓着人民领袖深深的为民情怀。

（八）结合诗词鉴赏自身艺术规律来解读

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政治抱负、政治理念的诗意表达，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政治色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功与失误，正确与错误相互交织。解读后期毛泽东诗词的政治意味，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第二个、第三个历史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诗词创作不是政务活动的简单重复，诗词作品不是政论文章的直接翻版。诗词鉴赏是审美活动，有其自身的美学尺度和艺术标准。解读后期毛泽东诗词要回归诗词鉴赏本身，既要坚持政治标准，也要遵循艺术标准，不能生硬地政治图解，不能主观地断章取义，不能随意地牵强附会，不能刻意地拔高，不能盲目地贬低。

以《七律·有所思》为例，这首诗写于特殊年代，存在必须否定的政治内容。但它艺术手法精湛，又有着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对它的评价要理性客观，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是歌颂“动乱”年代，不能片面地将它与错误实践和错误理论相提并论。

（作者：汪建新，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一级巡视员，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