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布尔塞维克》创刊于上海，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沈泽民、张闻天相继担任主编，1932年7月停刊，共出版五卷五十二期，两百五十五万余字。该刊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出版发行的中央机关刊物，将近五年的办刊历程正值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前五年。创刊之初，中共中央第十一号通告明确办刊宗旨：“应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凭借中央机关办刊的资源优势，刊物充分践行“前锋”宗旨，以科学理论指导工农群众革命行动，以战况报道动员工农群众革命力量，以前途展望提振工农群众革命信心。

指导工农群众革命行动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能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刊物时常登载的列宁《怎么办》中的一句名言。该刊敏锐地意识到，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一切有关革命的问题都需引起革命党人的注意，而首先必须注意的就是革命的理论问题”。刊物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科学理论。其科学性在于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各国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斗争经验与各殖民地弱小民族的斗争经验。

为此，刊物大量引证、推介和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或原文，为革命实践夯实理论基石。同时，刊物时常于封底、目录页背面或补白处，刊登推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广告。广告内容大多是罗列书目、著译者和书价的清单，但对于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则给予整版的详细介绍。为紧跟革命形势的需要，刊物结合版面实际容量，或全文翻译登载列宁的《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和《多数派与小资产阶级》，或部分翻译登载《共产党宣言》节选。

1929年6月，中央对《布尔塞维克》提出了改进意见：“特别要注意使党的理论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内容充实起来，使经常担负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指导在实际问题中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刊物增加了政论文章的登载量，注重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刊物指出，“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解释中国特殊的阶级状况”，即“中国豪绅地主封建势力占绝大势力，资产阶级本身受帝国主义压迫而不敢反抗，无产阶级没有西方那样强大”。随后，瞿秋白发文阐述，中国革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对半无产阶级、贫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领导，才能“最终颠覆中国地主阶级，即帝国主义赖以剥削中国的主要依据”。

动员工农群众革命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中，领导工农群众发动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军队和根据地。为动员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刊物不仅从全国、区域及各省市等多层面大量报道国内革命形势，而且对世界革命总体形势及亚洲、欧洲各国革命具体情况均给予全方位报道。报道稿件的来源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各省省委负责上报的地方通讯，二是翻译转载国外革命刊物发表的文章，三是摘抄汇编《申报》《民国日报》《新闻报》和《字林西报》等刊发的消息。这些报道既涵括中央对革命形势的深度解读，又包含编撰群体对各方消息的采写编，还传递着基层通讯员从革命前线上报的一手战况。

在国内报道方面，刊物既考虑覆盖面的广泛，又注重细节的生动描写。据统计，刊物平均每两个月即刊发一篇关于全国总体革命形势与任务的文章，报道内容主要围绕“农民暴动、工人运动与苏维埃运动的开展”“分析革命趋势与意义”及“任务部署”等。从各省市来看，报道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共十篇，主要涉及广州暴动和海陆丰苏维埃；其次是上海，共七篇，集中报道城市工人运动；此外，包括香港在内的十三个省市均有报道。有关湖南革命的报道指出：“朱德的红军由广东开来，马上得着广大农民的响应，都说‘共产军来了，我们有活了’。”有关赣西的报道，主要是朱毛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其中描写宁冈土地分配的方法是“发榜插牌子”，农民高兴地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这些报道细节不仅真实记录了土地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历程，而且有效动员起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

在国外报道方面，刊物并不追求消息的时效性，而是更注重对国外革命形势的总结分析与经验提升。刊物跟踪报道赤色职工国际和太平洋劳动会议等国际组织的革命活动，密集报道朝鲜、印度、阿富汗、日本和南洋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斗争现状，聚焦报道法国、德国、捷克斯拉夫、比利时和瑞士等欧洲各国的“八一”大示威运动。这些报道所反映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英勇，对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工农群众来说，无疑是无比巨大的鼓舞。同时，为提升工农群众对中国革命世界性的认知，国外报道还分析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状，总结各国革命经验与教训，阐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从而达到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动员效果。

提振工农群众革命信心

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建立怎样的政权？新生政权将采取怎样的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福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革命所必须回答的前途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将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就，极大鼓舞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为此，刊物大量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如“五年经济计划四年完成”“实行七小时工作制”“集体农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的工业中心——列宁格勒”等。这些报道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呈现革命胜利后的美好前景，从而提振大革命失败后工农群众的革命信心。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亦开始探索局部执政的苏维埃政权建设。1927年12月，当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成立时，刊物热情洋溢地报道了海丰代表会和陆丰代表会召开的场景：“各马路上清洁齐整，均由民众自动扫除，诚有天下升平、万民乐业的景象。会场的布置尤为庄严，中悬马克思列宁的遗像，两旁则设军乐队及参观台，草地上铺满了席和松针，各处结满了红布的花结，到处都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意义。”报道虽充满理想色彩，但极具鼓动性和感召力，对凝聚工农群众革命力量、提升工农群众革命热情起到了巨大作用。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舆论封锁政策，《布尔塞维克》的出版环境极为恶劣。编辑部于1928年4月和1931年7月两次被迫转移，刊物亦经历五次被迫休刊。然而，《布尔塞维克》不愧为“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坚持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作出了党刊重要而独特的历史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布尔塞维克》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构建研究”（23BDJ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魏勃，系华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