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耘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于1939年冬，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系他人起草后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历史上和当前社会的基本性质、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向，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文章完成后，1940年毛泽东根据形势又作了一些修改，1952年，收入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该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都曾发挥重要的革命动员和教育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写作背景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大规模战略进攻停止，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相持阶段，日本调整其策略，加紧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则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日本诱降之下，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求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但积极反共的策略导致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国内政治形势日益恶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号称要“抗倭剿共”“双管齐下”。故1940年毛泽东说：“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

 

投降与反共在当时是一体两面的。1939年6月，毛泽东指出，主和派为了进行欺骗宣传，首先就是反共，不断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

 

投降、反共势力在政治、军事上全面施压。日汪集团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制造军事摩擦，残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又派遣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开展所谓“点线工作”，并对边区实施外部的封锁，还准备军事进攻。可以说，当时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里应外合的形势，把抗日向何处去、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每一位爱国人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面前。

 

就党内状况而言，当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紧迫的建设任务。抗战爆发以后，党组织逐渐发展，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在抗战过去的3年中，党的建设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也不理解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性。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艰巨的历史任务，即克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还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以免使党和革命遭受意外的损失。

 

面对反共高潮，毛泽东始终清醒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当时党内许多干部在策略问题上持有片面的观点，由此产生了过左过右的摇摆，毛泽东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因此，让广大党员统一认识，明确“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从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毛泽东在写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念兹在兹的课题。在1940年的修改版中，他特意加上了一段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正是特别针对该问题。1940年10月至1941年春，国民党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泽东严令各根据地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指出“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因此，有必要向党内系统而清晰地论述当时党的政策、策略。

 

总而言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的光荣传统，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最主要矛盾，从而为团结抗战、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指明方向。

 

主要内容和观点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全文共两章十节，从中国古今社会的特点和性质谈起，进而推论中国革命的若干基本方面，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向。全文语言凝练、结构清晰，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充溢着思想的光辉。

 

第一章“中国社会”下列三节，第一节为“中华民族”，概述中国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国际环境的利与弊，中国的人口和民族，以及在历史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文章强调，中华民族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第二节为“古代的封建社会”，概述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文章强调，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由于得不到如同当时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总是陷于失败。第三节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概述自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文章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促使中国原本的封建社会解体，产生资本主义因素，变为半封建社会，同时把独立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这样的中国社会具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力量软弱，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取代皇帝和贵族专政，被帝国主义操纵财政、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力量，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以及广大人民过着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等特点。该节末尾强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第一章关于中华民族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传统，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基础。

 

第二章“中国革命”下列七节，第一节“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历数1840年以来中国主要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起民族革命斗争的责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其后，本章第二至第六节，就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逐一作出阐述。

 

毛泽东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这表明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与其勾结的汉奸、反动派。他们异常强大，长时间占据中国的中心城市。因此，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的对象决定革命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的压迫。两大任务相互关联，当前又以民族革命即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为最主要任务。

 

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即哪些阶级或阶层可以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力量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各阶级或阶层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取决于他们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他逐一分析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游民，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他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单凭自己是不能胜利的，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由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出发，可知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不是旧式的，而是新式的、特殊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是中国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

 

详细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面后，毛泽东在篇末总结道：中国革命具有两重任务，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重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担任领导者。完成这两重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是每位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强调，要完成两重革命目标，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动员、党内教育和理论宣传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当前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和革命的最重要任务，即当前中国革命的重中之重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投降派，应当坚决打击，而对于有抗日积极性的阶级阶层，则应当联合他们，组成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方面起到动员民众积极抗战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共产党处理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指明方向。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文章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指明中国革命的若干基本方面，其中蕴含的基本原理和重要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启示意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分析之所以能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在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于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指出未来的前进方向。这启示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