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对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五位德高望重老同志的尊称。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并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读书。读书，让他们从众多“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追忆“延安五老”的读书生涯，学习他们刻苦读书的精神，学习他们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习他们从读书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方向：“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

 

林伯渠读书首先是出于热爱党的事业，他就是在不断的读书学习中选择并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林伯渠最早接触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青年时期到日本留学，他学习的知识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法学和经济学等。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意思是将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剂良药。1941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这“方向”，就是党的使命。他在给朱德的诗中自谦：“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又在六十寿辰时就读书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正是那个“方向”的应有之义。1956年，林伯渠在中共八大上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他曾这样评价自己：“回忆过去，自己庆幸着此生并未虚度，生活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瞻望将来，自己怀着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与勇气，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

 

积累：“不动笔墨不看书”

 

徐特立读书持之以恒、注重积累，他曾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二十串钱（当时可买二十五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他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全部变卖用来买书”，期以十年，把书读通，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

 

就在“十年破产读书计划”的第八年，他家的经济提前濒于破产，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在初试三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第十九位，这使得他的名声和威望大为提高。随之，各处学堂争相聘请，许多学生慕名求教，他的年薪也涨到了六十串钱。后来，徐特立回忆说：“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面前摆着习科举和求学问的歧途，又摆着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这两个歧途，要我抉择。我终抉择了其中之一，结果证明做对了。”这一时期，徐特立博览古籍，涉猎近代自然科学书籍，为以后的革命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为了救民族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徐特立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的时候，发现学生在课外阅读中有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不良风气，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经验，反复研究，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主张。他在读书中养成了边读边画要点和精彩处的习惯，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慢中有快。学生们受其读书方法、治学精神的影响，也养成了读书必须写笔记的好习惯，在一师学习期间，有的学生积累了足足十多本听课笔记、摘抄及日记等。

 

致用：“积累知识”为了“搞好工作”

 

谢觉哉读书有自己的心得。他认为，读书要服务于工作，也就是学以致用。他曾说，积累知识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搞学问，搞好工作。

 

读书的时候应从自身实际和面临的工作出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会从读书学习中找到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方法。延安时期，谢觉哉觉察到革命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意识到领导干部在面对权力时，如果没有由读书带来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谨慎，就会缺失忧患和勤政的执政理念。他认为，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逝世前几年，谢老因脑血管栓塞导致半身瘫痪，右手不能动。在病榻上，他仍然坚持学习。由于不能长时间坐着看书，他就让人买了一个放乐谱的铁架子，把书放在架子上，头靠着椅子，用左手艰难地翻阅。夫人王定国劝他多休息少费神，说生病期间看了书也用不上。谢觉哉却说：“怎么用不上？有人来问，我可以讲。自己看得深一点，对人讲得就会透一点。”

 

惜时：“太忙就挤”“不懂就钻”

 

董必武是“学贯中西”的典范，拥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离不开他惜时如金，终生酷爱读书、坚持学习的习惯和精神。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除工作外，他的业余时间基本都用在了读书和学习上。

 

董必武从小在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914年至1917年留学日本，主要学习法律专业；1928年到1932年，到苏联学习研究马列原著。学习期间，他几乎没有走出校门，除听课外，每天都在图书馆中争分夺秒地攻读马列原著。在南方局工作期间，重庆酷暑炎热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他坚持读书的习惯。他让工作人员在图书馆门口贴上两条大标语，一条是“太忙就挤”，一条是“不懂就钻”，提醒南方局的所有同志时刻不要忘记读书学习。为督促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抓紧学习，董必武为他们制订学习计划，要求他们每两周举行一次学习座谈会，每半年接受一次测试。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要提高自己的英语应用水平，董必武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刻苦自学英语，每天早早起床背单词、练口语、练发音。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国家重要职务，即使工作再繁忙，“却从未阻挡过他坚持读书学习的习惯。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手中就会拿着文件报纸或者书本读”。一位长期工作在董必武身边的秘书曾经回忆：“董老的学习就是休息，休息就是学习。”

 

专业：“正确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又兼了一层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身份，所以他的读书更带有专业性。他是我们党内较早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

 

吴玉章喜欢读书，最早也是为了革命事业和为中华崛起。他的一生都喜欢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但是，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缺乏开展历史研究工作的时间，因为紧张的革命工作让他无暇兼顾历史学习与研究。在苏联求学期间，他克服种种困难，编写了一部《中国历史教程》的讲义，以及《中国历史大纲》，开始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曾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到苏联去，看了许多宝贵的书，并到劳动大学学习。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实在不够，同时明白了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同时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

 

（作者系天津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