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文海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要说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我83岁的老母亲最有发言权了。

　　1937年5月，我母亲出生在河北省滦南县柏各庄镇守岩庄三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她排行老大，下边儿有5个弟弟。我的姥姥、姥爷都是农民，姥爷在村里办了一个弹棉花的小作坊，靠弹棉花养活一家人。

　　1956年5月，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一起随着农垦建设大军，由河北秦皇岛市来到了原柏各庄农垦区第三农场，在一家建筑公司(原基建队)工作。

　　这里说是农场，其实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盐碱荒滩。白茫茫的盐碱滩上人烟稀少，几乎寸草不生，只在某些地方，长了点黄蓿菜。

　　刚到农场时，生活非常艰苦，吃的主要是高粱米、玉米面窝窝头和咸菜。父母亲与其他工人一样住的是用芦苇席搭成的简易住房，到了晚上，蚊虫叮咬、房屋四处漏风，居住环境极其艰苦。当时，有些人身体吃不消，开始拉肚子，脸上、身上都长满了小红疙瘩。然而，他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发扬“南泥湾”精神，勤俭办场，忘我劳动。母亲和父亲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开始了艰苦创业。

　　母亲说：“你出生那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这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大人每天的口粮才半斤玉米面。”那时大米很少，而且特别贵，买一斤大米得花5.5元。为了养活我，父亲特地从外地买了1斤大米，让母亲给我煮粥。当时，父母干一天的活还吃不饱，就只得挑一些野菜充饥。后来，母亲为了方便照顾我，便辞去了工作，留在家里。长大后，他们常对我说：“那时，人吃不饱饭哪有力气干活呀！”

　　转眼间，到了1978年10月，我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家10多里地的第五生产队当了一名农民。春天，水田耙地、打药、插秧、拔草、清农渠、抬大筐等各种农活，我样样都干过。尤其是抬大筐、清农渠让我印象深刻，这是生产队最累的活儿。那时，男劳力每月口粮是48斤，女劳力是26斤。我刚毕业，还在长身体，48斤口粮不够吃呀！农忙时，48斤口粮我早早地就吃没了，因而趁着农闲时就骑自行车回家里吃。当时，我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还在上学，父母平时会额外攒一些粮食留给我。由于生产队吃的是大锅饭，大多数农民种地没有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再加上技术和品种不好，所以水稻亩产才700－800斤。而我一天只能挣8.5个工分，一个月挣36元钱，一年才挣432元钱。

　　随着年龄增长，我和弟弟妹妹都已相继成家，父母亲也得享天伦之乐。我和弟弟妹妹时常会买些东西给老人送去，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遗憾的是，父亲退休后6年就离世了，这让母亲心里一直不太踏实：年轻时，能打些短工挣些钱，而如今岁数大了，也挣不了钱。平日里，有个头痛脑热就得吃药。如果是大病，还需要花更多钱，这样会给孩子们增添大麻烦。

　　1984年，农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水稻产量逐年上升。1986年，我和妻子承包了生产队的41亩水稻，通过精心管理、科学施肥和防治病虫害等工作，水稻亩产达到了1250斤。除了每亩上交国家的700斤粮食外，我家净剩550斤稻谷。留足口粮后，我将剩下的稻谷和稻草全部卖掉，那一年我家纯收入就有8000多元。从那时起，我们农场不但都吃上了饱饭，而且家家户户粮满囤、家家户户有存款。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陆续出台以及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种地逐渐取消了农业税和各项费用，我们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一天更比一天好。现在承包一亩水稻，我们只需向农场交纳320元生产共同费，而且国家每年还发给我们每亩地百余元的补贴费。

　　母亲看到国家的惠农政策所带来的好处时，整天乐哈哈地说：“种地国家不收钱，还反过来给咱们钱。我活到现在，从来没听过有这样的好事，真是党的政策好呀！”

　　还有一件事让母亲终生难忘。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农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曹妃甸大港开发建设和冀东油田增产扩能项目上马以后。河北唐海县在全省第一个实现了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化统筹、第一个实现了城乡低保并轨、第一个实现了农村五保户县级集中供养、第一个实现了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全覆盖。按照上级要求，对当时参加建设国营柏各庄农场的职工因暂时退出职工身份的 “五七工”“家属工”开始纳入基本养老统筹，按年龄大小缴纳一定的养老金，每月最低可领到350元，最高485元。在2011年8月，我和弟弟为母亲缴纳了12753元养老金，入了“家属工”。10月份，母亲就领到了495元。随着国家逐年增加退休人员工资，今年母亲每月可领到退休工资1642.31元。

　　如今，母亲逢人便说：“到老了，我也有收入了，长到这岁数，还是头一次听说。我心头的那块心病终于算解决了，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还是党的政策好，改革开放好呀！”（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三农场）

　　（责任编辑：曾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