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久玲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每天在庄稼地里挥洒汗水，我能切身感受到那一份辛劳。当时，父母对工人有种天然的羡慕，除却收入稳定外，体面的工作服也是原因之一。

　　打从我记事开始，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物资还比较匮乏，农村里许多人还穿着“家织布”的衣裳，极少的“洋布”衣裳都是留到年节时或串亲戚时才穿，不打补丁的衣服几乎没有,一件衣服往往是家里的孩子逐个传一遍，年纪小的穿年纪大的“旧衣服”，直到旧得再也禁不住针脚缝补，可最后还要“打袼褙”做成布鞋。与我们相比，工人家庭穿得好一些，他们有整套工作服穿，有时自己不穿了还能让家人“沾沾光”。

　　那时，工作服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看他们穿的衣服就知道是哪个厂子的。我的耳边常常响起母亲对工人的一种难以掩饰的羡慕，她为自己没能当上工人深感遗憾。每每母亲看到一起共事的工人家属穿上几件淘汰下来的工服时，她总羡慕地说：“还是你家好啊，有个当工人的，穿剩下的工作服还这么新，一个补丁都没有……”她的一生有两大梦想：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当上工人，虽然都没能实现，但是她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鼓励我们好好学习。久而久之，这两个梦想也成了我的梦想。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到一家饲料厂打工，虽然只是临时工，但待遇还算不错。一年四季的工服、厂服都有好几套，我给自己留了两套上班穿，还订了一套蓝色劳动布的男士工作服给父亲，一套小撇领儿的女式工作服给母亲。当时我激动得难以言表，心想：终于能满足母亲穿工服的愿望了。

　　当父亲穿着那身劳动布的工服走在村里时，村民们都惊奇地说：“呦呵，老王够时髦的，穿了一身牛仔装？”父亲自豪地说：“哪里，这是我家二丫头拿回家的工作服……”然后邻居们羡慕的话语不绝于耳。“真不赖啊，你家二丫头当工人了……”“真不错，有出息了。”母亲则表现得有些不好意思，工服穿上又脱，脱下又穿，总觉得不自在。可最终她还是穿上了，羞涩地走出家门，逢人就解释：“这是我家二丫头的工作服。”

　　没过几年，我又去了县里的招待所上班，那里的工服是天蓝色的毛料套装，模仿空姐的制服，穿上相当漂亮。于是，我又把淘汰的工服拿回家给姐姐穿，生活在山村的姐姐穿上后也是惊艳乡里。她们村的人从此知道：姐姐有个在城里“当工人”的妹妹，这让她在村里很有面子。

　　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而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得到了全面升级，早已看不见谁家还会穿单位淘汰下来的工作服了。

　　如今，我是区人力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工作服变成了蓝西装与白衬衫，以及一枚别在胸前的闪亮党徽，幸福感、满足感几乎占据了我整个身体。记得单位刚开始要求全体人员必须工装上岗时，有人嫌工服太单调而心生抱怨，而我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无比的荣耀。我从心底里认可工服的美观大方，大概是自己有工服情结的缘故。

　　我喜欢一身笔挺的西服工装，不仅是因为人看起来神采奕奕，更是因为这体现了窗口单位服务的规范化。工作人员每天统一着装与佩戴工牌，党员还要求佩戴党徽、亮明身份，无形中在内心产生了约束力，让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良好的公职人员形象。

　　前年夏天，70岁的母亲陪他人来我单位办事，回去就对我说：“你们都穿一模一样的工作服，真精神真好看呀！”母亲的工服梦在我这儿实现，她比我还高兴。在家乡，她总会和其他老人说：“我家二闺女舍得给我买衣服，她自己却只穿工作服。”那些婶子们和大妈们就说：“你闺女在好单位，人家那儿工作服可不赖呀！”

　　我已经奔五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感到无比骄傲！我觉得穿工作服是快乐的：在这样的年纪，穿一身工装，走路时昂头挺胸，心也跟着年轻了起来。

　　能穿工作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家两代人简单朴实的梦。如今，我一家人已梦想成真，相信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作者单位：北京市平谷区人力社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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