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身披党旗安详地躺在冰棺里，这是他告别这个世界前留给我们最后的模样。不出讣告、不设灵堂、不收花圈、不收礼金、不留骨灰、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是这位90岁的老党员为自己身后事立下的遗嘱。
出殡那天，仅戴黑纱袖的我们全家在各种丧葬礼节充斥的殡仪馆外显得有些异样。小小的告别厅，仅容纳了姥爷亲近的家人和单位的几位治丧小组成员，40多人的送别队伍尚未把大厅站满。遵循姥爷的遗愿，他的丧事一切从简，不惊动过多的人，一向不愿给人添麻烦的他在生命的末尾也是独自静静离去。我站在他的棺边，含泪望着他，直至视线越来越模糊。
今年清明后姥爷住进医院，他事先预判到了身体的不适，偷偷将去年夏天生日写好的遗嘱塞进了外套口袋。当我们看到那几页纸时，已是他将赴肠胃手术前夕。尽管手术成功了，但无情的癌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蔓延至他的所有脏器，此前他未曾觉察到疼痛，最终还是敌不过癌症的袭击，姥爷在自己不知晓病情的情况下突然离世。那是2016年6月6日凌晨，从前一天晚上十点到零点短短两个小时，因为胃部大出血，一个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
“生死是生命的常态，有生就有死。”姥爷遗嘱的开篇十分冷静。有人说，90岁活够本了；也有人说，没有遭罪是他修来的福分。在他离开的这段日子里，我常常梦见他，有时候甚至觉得姥爷依然生活在杨凌，等着我报告给他新鲜的消息，而他只是因为看新闻联播或是在洗碗没有来接听我的电话……之于一个家庭，他是我们家的老寿星；之于一个单位，他是陕西省粮食作物研究所的离休干部；之于一个社会，他是8900多万共产党人中普通的一员。而姥爷一生最看重的，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遗嘱的最后，姥爷希望家人能在他临走时向组织申请佩戴党旗。他如愿了。
姥爷是拥有68年党龄的老党员，年轻时怀揣建设新中国的梦想冒着生命危险徒步奔赴延安，那是一种拼尽全力的义无反顾。我在年幼时总听别人说姥爷是个“老革命”，当得知他在西北大学读到大二便赴延安，背负沉重课业压力的我曾打趣地问道：“姥爷，你去延安革命是因为不想上学吗？”而他总是严肃地摇摇头，说：“为了建设新中国。”这样的回答如今在很多年轻人看来似乎是句虚空的话，事实上，在他们那代人的心里，的确是穷其一生的毕生信仰。
2012年西北大学105年校庆之际，与他相隔60载春秋入学的我送给他西大校庆的徽章，姥爷每个季节都将它佩戴在胸前，不论棉袄、外套、衬衣还是短袖，小小的校徽陪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那段经历是姥爷心底挥之不去的记忆。
姥爷原名张超凡，1947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生物系。当时的西北大学虽地处国统区，但马列主义之花已悄然在校园里绽放。向往光明的姥爷在攻读学业之余，常和进步学生一起接受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传看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红色小册子，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一员。
1948年前后，正值中国革命大发展、时局大动荡的时期。在毛泽东“争取知识分子”政策的号召下，当时西北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组织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解放区。姥爷与历史系的刘耀华、商学系的李崇俭经过多次秘密商议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同赴延安。最后一次商议讨论地点在校门外的“颐和园茶社”，原名张超凡的姥爷就此改名张颐，刘耀华改名为华凯，李崇俭改名唐易，并决定于该学年寒假前奔赴延安。西北大学地下党组织一行8人，除了姥爷他们三人之外还有四名大学生：陆源、林枫、邓怡如、李闻，另外还有一位向导负责带队。
当行至耀县马栏镇中共关中地委所在地时，一群长期生活在蒋管区的学子首次踏入了解放区，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是新鲜的。在这里，他们聆听报告、学习文件、参观交流，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描绘有一幅新社会的美好蓝图，他们梦想着用自己的双手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这些大学生由马栏经宜君、洛川、富县，步行北上七百余里，历时一周抵达陕北，于1949年元旦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进入延安大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段时光让姥爷终生难忘，以致在他暮年回忆起来，都带着股激动澎湃的劲头。
时光荏苒，他的外孙、外孙女也到了他曾经为梦想奋不顾身的年龄，姥爷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到了自己的小家庭，而他的思绪却时常飞回那段奔赴延安的青春岁月。向往西方文化的表哥常和年迈的姥爷辩论当今的社会现象，他们每次都争得面红耳赤。姥爷从事了一辈子党务工作，接受不了当下年轻人的“新思潮”，反应有些迟缓的他不能流利地反驳表哥的话语，只能一遍一遍地大声喊道：“胡说八道！”
姥爷身体状况迅速下滑的时候正值全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初期，我身旁的不少同龄人不解地问我：“你当初入党没考虑到以后要出国吗？”一时间，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优越的生活条件让一切显得理所应当，很少有人停下脚步去思考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我们走着走着，不记得自己最初坚守的梦想是什么，一味地追求金钱、追求名利、追求外在的事物，自我意识越发膨胀。年轻人向往西方社会的自由，但逐渐淡忘了我们的根在何处。每每想到这里，我总会想起姥爷生前那份由来已久的自觉与自律。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姥爷张颐已由陕西省粮食作物研究所书记的岗位上离休，我对他的了解认知，便是他离开工作岗位后的一言一行。姥爷离休后，他和姥姥承担了食用菌培育的课题，开创起他们新的事业，为周边很多地市农民免费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帮助过许多人通过种植食用菌脱贫致富。随着年纪渐长，他们逐渐回归了家庭。与普通退休职工不同的是，姥爷姥姥特别关心国家时政，国家主席的电视讲话、两会的现场直播、每晚的《新闻联播》、《海峡两岸》，只要是与国家息息相关的电视节目，他们从来无一缺漏仔细收看。有时计划来我家小住，也一定要过完当月的组织生活才匆匆收拾行囊。他们还出资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姥爷的心里，那份红色情结从来都是那样的浓烈。
姥爷过世后，他的骨灰被暂时存放在西安市殡仪馆。姥姥说他们从前商量过，两人的骨灰日后要一道抛洒在渭河与黄河交界的潼关。姥爷不要墓地，不立碑留痕，他选择以世人少有的豁达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只希望自己的后人能够铭记古训坚强地前行，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他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有他纯粹的红色信仰，有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品格，还有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融入血脉、注入心底的行为准则。（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诗词学会、陕西青年文学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王玥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