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船重工集团公司719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黄旭华
黄旭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次）、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17年11月，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旭华院士让座的照片在网上刷屏。
苦闷彷徨时，幸遇组织光荣入党
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今天，转眼之间，已将近70年了。遥想当年，我从一个迷茫的青年到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彼时的心境，彼时的激动，至今记忆犹新。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医生。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救死扶伤，很受家乡人爱戴，父母也期望我长大后从医。但是，这个理想随着我的成长和国家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改变了。
我出生在广东海丰的一个小镇，小学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沿海一带的木船被日本飞机全炸毁了，学校也停办了。从汕尾到揭阳的山沟，从桂林到重庆再到上海，颠沛辗转的逃难求学历程，让我在痛恨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非常憎恨。我当时就想，为什么我们的国家那么大，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安静读书的地方？为什么小小弹丸之岛上的日本鬼子可以在我们的国土上为所欲为？在这种国情下，学医虽然很好，可以治病救人，但是科学救国却可以抵御外国的侵略，所以，我更想学航空、学造船。
可路在何方？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陷入苦闷彷徨中，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志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让国家强大起来。
1945年，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校期间，参加了进步组织山茶社。因为爱好音乐又能识谱，我和另一位同学组织“大家唱”，教同学们唱进步歌曲，通过歌曲和文艺活动，激励同学们团结起来一齐反对国民党反动腐败统治。在我教唱的进步歌曲中，《山那边哟好地方》对我影响至深。透过歌词，我隐约看到山那边有一个“年年不会闹饥荒”“没人给你做牛羊”的“世外桃源”。就在我苦苦寻思这个“世外桃源”到底在哪里时，一天，一位山茶社的同学问我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谈对国民党的认识容易，因为我看不到这个党的希望和前途。但谈对共产党的认识，我有点犯难，因为那时还没见过真正的共产党呢。可我想起《山那边哟好地方》，于是就从对这首歌的认识谈起。没想到谈完后，同学就问我：“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吗？”我几乎没有多想就回答了他：“当然愿意！”但是党在哪里？同学说，“那你就写个报告递交入党申请书吧。”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共产党员就在我身边！通过身边的共产党员，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而年轻的党，其使命和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了我们的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拨云见日一般，我心头的迷雾尽除，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到这一伟大的为人民谋幸福实际上也是为我们自己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中，积极参加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学生运动中。
艰难困苦时，心中有梦奋力拼搏
1958年8月，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近10年、参加过常规潜艇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的我被调往北京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从事核动力潜艇的设计研究工作，从此，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里，我再没离开过核潜艇研制这一极其光荣而重要的岗位。
核潜艇代表着科技的尖端，技术复杂，综合性强，协调面广，要求高，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缩影。工作刚开始时，我们不仅技术落后，而且缺乏研制核潜艇的人才和有关核潜艇的知识，手头又没有相关参考资料，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从零开始。我国自行研制核潜艇，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在技术先进国家对我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攻克一个又一个顶尖的技术难关，从无到有，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有外国人曾断言，中国想自行研制核潜艇，完全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但毛主席不信邪，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发出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道出了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靠自己把核潜艇造出来的坚强决心。
研制核潜艇成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梦想，大家怀揣着强国梦、强军梦，呕心沥血，默默无闻，苦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没有先进的科研手段，就用算盘算，用计算尺拉，用磅秤称，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硬是把我们中国的核潜艇造了出来。
1965年6月，国家批准组建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定点在濒临渤海湾的辽宁葫芦岛。一声令下，原来生活工作在北京的我，和来自上海、大连等条件优越的大城市的近400位同志，义无反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迅速汇集到葫芦岛这个荒山半岛。
葫芦岛倚山濒海，港内水深，水域宽阔，冬天冰冻时间短，是难得的天然良港，是发展核潜艇的理想基地。但当时的葫芦岛绝不是休闲度假的良港，而是野草丛生的凄凉之地，冬天奇冷，寒风刺骨，风沙又大。我们的生活也很艰苦，主食是粗糙高粱米，还定量，肉很难买到，食油每月3两，蔬菜品种极少。大家开玩笑说：“冬天是早餐土豆烧白菜，中餐白菜烧土豆，晚餐土豆白菜一道烧。”
总体所驻地离核潜艇建造厂有一段距离，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交通车取消了，我们每天上班要爬过一个山坡，走50分钟的山路才到工作地点。常年是太阳一出就爬山，太阳落山才回家。有一次有位女同事爬山途中，由于又累又饿又冷，竟昏倒在地上。
夜间工厂施工如果遇到技术问题，一个电话，我们的科技人员就会毫不犹豫离开温暖的被窝，穿上工作服就往工厂跑。晚上加班天寒地冻，哪有什么夜宵供应，更谈不上什么加班费。
1974年冬，海城大地震波及葫芦岛，许多科研人员只好带着儿女住进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室外温度低于零下20℃，室内又没有取暖设施，而且余震不断。大家冻得瑟瑟发抖仍然坚持工作，没有一个人抱怨。
实际上，核潜艇研制战线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只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在那个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年代，在党的领导下，不管哪个行业、哪条战线，都没有人愿意掉队，都没有人愿意当逃兵。因为心中有梦，大家都以苦为乐，以能为我们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为荣。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抚今追昔，我深感，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先人的辛勤劳动，哪有我们今天的繁荣强盛！
早年工作照（中间讲解者为黄旭华）
忠孝难全时，忍痛割爱以身许国
我自十几岁离家求学，因战乱一直到1948年学校放暑假才得以回家乡看望父母，一别就近10年。
我清楚地记得，1956年，趁去广州出差的机会，我顺道回家住了三天。离开时，母亲对我说：“你从小离家，以前是因为战乱回不来，现在好了，你要常常回家来看看。”我满口答应着，却没想到，此别之后，这个心愿竟整整30年没能实现。
1958年加入核潜艇研制战线后，因严格的保密要求，我便开始隐姓埋名，少与家人联络，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回去。家乡的人们一度认为我是不孝之子，大学一毕业就忘了家、忘了养育自己的父母。这么多年来，母亲一直想知道我到底在外面干什么，为什么那么忙，一次家都不回。可是，我不能说。
1988年春，我趁核潜艇南海深潜试验之机，携妻顺道回乡看望老母。离开家乡的前夜，我给母亲送上一本《上海文汇月刊》（1987年第6期）。母亲戴着老花镜，反复阅读着上面一篇详细记载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人生经历的2万多字的报告文学，题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文章虽然只提黄总设计师，没提具体名字，但提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母亲一看就知道这位黄总设计师就是自己多年不知去向的三儿子。她没想到，人间蒸发30年、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的“不孝儿子”，竟在为国家做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母亲含泪读完那篇文章后，把家里的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这么多年，三哥的事情，你们要理解，要谅解他呀！”听到母亲说出“要谅解”这3个字，我哭了。30多年来，我对母亲、对家、对家乡的情感包袱就在听到母亲说出“要谅解”这3个字时，放下了。
有一次，我出差大亚湾核电站，那里离家乡很近，我就找了个机会回家。我来到父亲的坟前，对他说：“爸爸，您不孝的三儿子回来看您了。我相信，您会像妈妈一样，谅解我。”
自古忠孝难两全。成为核潜艇研制事业的一员，就注定在国与家之间，我只能选择一个。当我的心一次次因思念而倍受煎熬时，当我一次次为不能守在父母身边尽孝而抱憾时，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荣誉等身时，不忘初心继续求索
2014年，我获评央视“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殊荣，从那以后，我从幕后走到台前，应邀讲述中国研制核潜艇的故事，讲述我们那一代人艰苦创业的故事，让国人知道，也让世界知道，中国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仅用不到10年时间，就实现了毛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铮铮誓言。
继感动中国人物之后，我还先后获得了“中国好人”、潮汕星河基金会最高成就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武汉市“功勋市民”等荣誉称号。2017年11月17日，我作为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与其他代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总书记两次与我握手，并盛情邀请我坐到他身边。说实话，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本能地认为自己不够资格而谢绝。但总书记亲自为我拉开凳子扶我坐下，还对我嘘寒问暖，那一刻，我感到万分激动和幸福。
今年3月底，我又获得“世界因你而美丽——2017-201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如今的我，年逾九旬，算得上荣誉等身。可我深知，我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核潜艇研制团队，荣誉属于和我一起并肩战斗、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核潜艇研制事业的默默无闻的战友们，以及今天接续奋战的年轻一代。
我今年已94岁高龄，真正到了耄耋之年，虽然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是党给了我一个特殊的报效祖国的机会，而并不是我自己有多大的能耐。回首往事，我在深感此生无悔的同时，也在时时提醒自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中船重工集团公司719研究所党群工作部副主任黄秀梅根据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