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原团长　陶玉玲

　　陶玉玲，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1934年10月出生于江苏镇江。1949年考入华东军政大学。1950年4月，在该校预科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学校文艺系。1952年调入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即后来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多部话剧和影片中饰演主角，电影代表作有《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没有航标的河流》等。

（一）

　　今年春节前夕，我和我70年前上华东军政大学时的老班长费华通电话，在互致问候后，年近九旬的老班长动情地说：“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你曾对我说，这一生要做一个好演员，做一个好党员，现在看来，这两条你都做到了。”听了老班长的赞扬和鼓励，我十分感动，也非常激动。是的，我这一辈子追求的就是这两个人生目标。我获得的荣誉和证书很多，但我最看重的还是“优秀共产党员”这个荣誉，我曾先后7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我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1953年，我所在的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奉命去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坐船上海岛，遇到风浪，呕吐不止。话剧在前线演出确实困难很多，时间紧、路况差，一行动就得三四台车运道具，敌人的飞机还经常来轰炸。尤其是到海岛上去演出，要等到有潮水时才能上船，不然船靠不上岸。有时我们在海滩一等就是一个晚上，困极了就在海滩的石头上打个盹儿，衣服湿漉漉的。

　　不久，东山岛战役打响，我们接到军区命令，再次上前线慰问。这是我第一次去正在战斗的前线演出。在前线无法演话剧，我们只能临时排演些小节目。上岛时，枪声仍在继续，我在阵地上看到了很多敌人的尸体，我们就在阵地上演出。我的节目《跑驴》一天要演3场，膝盖在石头上都磨破了，流出了鲜血，但我仍然坚持演出。我们在台上喊口号，战士们就在台下高呼口号，场面十分感人。

　　前线慰问演出结束回到南京后，我们队长白文以东山岛战役为素材，创作了大型话剧《东海最前线》，由我饰演女主角杨赛英。

　　在战斗和工作中，身边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感染着我、鼓舞着我，我对党充满着热爱和向往，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5月，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二）

　　1934年10月，我出生在江苏镇江，这是一座繁华的古城。在镇江，我们陶家是一个大家族，祖父是经商的，开了一处较大的绸缎庄，有十几栋房子，人丁兴旺、家境殷实。但陶家平静的生活在我3岁那年被战火摧毁了。由于日本飞机轰炸，我家的大部分房子成了一片废墟，绸缎庄也倒闭了，红红火火的大家族四分五散，大家流离失所。

　　祖父去世后，母亲带着我们投奔到了上海的外祖父家。当时，外祖父是上海招商局的总会计师。但不久，外祖父病故了，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我们一家人又回到镇江，日子越发艰难。

　　我的兄弟姐妹本有8人，但因战火肆虐，其中3人早早地离世。家道中落，生活拮据，培养了我能吃苦、爱劳动、积极进取的精神。我小时候上学非常用功，也很懂事，但我很笨。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从金山附近的伯仙公园路过时，听到里面传出阵阵惨叫声，年龄大些的男同学告诉我，这是日本人在拷打抓到的抗日志士。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仇恨日本鬼子的种子。后来，我听说共产党的军队是打日本鬼子的，心中便充满向往。

　　1949年，镇江解放后，家乡来了解放军，已满14岁的我投考华东军政大学，被录取了，从此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4月，在华东军政大学预科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学校的文艺系，成为一名真正的文艺战士。文艺系副主任是著名戏剧教育家吴仞之，他给我们讲戏剧理论、讲文艺知识、讲舞美设计、讲演员自我修养……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知道了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52年，我和其他7人一同调入华东军区三野解放军艺术剧院，也就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前身，院长是大名鼎鼎、曾创作过电影《南征北战》、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著名编剧沈西蒙。到剧院后，我又下连当兵半年多，终于接演了我的第一部话剧《人往高处走》，我饰演女主角秀梅。

（三）

　　195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筹备拍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导演王苹到处物色影片中二妹子的扮演者。编剧胡石言、黄宗江因看过我演的话剧，便向导演推荐了我。当时，我正在南京军区各地部队演出，王苹从北京到南京，又从南京到舟山群岛、岱山岛，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第一次见到本人，就给我拍了张照片带回北京汇报。就这样，我走上了银幕。

　　片子总共拍摄了一年，当时拍摄条件很艰苦，交通非常不便，去一趟位于苏北盐城宝应县柳堡乡的外景地，在路上需要走3天时间。电影在柳堡的拍摄时间很长，整个摄制组都驻扎在这里。拍摄期间，我住在当地的老乡家里，紧张的拍摄间隙，我常常同柳堡的农民一起收割麦子、划船，熟悉他们的生活，在气质上逐渐靠近他们，使我很快进入了角色。

　　1957年底，《柳堡的故事》拍摄完成，影片一经公映，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影片主题曲《九九艳阳天》那优美的旋律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这部风格清新、质朴，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影片，也使我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大家都叫我“二妹子”。

　　周总理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很满意我在影片中扮演的二妹子。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他在接见我时说：“你是在《柳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好啊！”“你还年轻，不要骄傲。”听了总理殷切的嘱咐，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

　　虽然我在银幕上有了一点成绩，但我的主业却是演话剧。上世纪60年代初，“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英雄事迹传遍全国。我所在的前线话剧团沈西蒙、漠雁、吕兴臣3位编导根据“好八连”事迹，创作了大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饰演春妮。也正是因为这部话剧的成功，我们来到中南海演出，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观看了演出并亲切接见了我们。

　　周总理多次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并提出修改意见。有一次，在剧组主创人员座谈会上，周总理谈到剧中春妮给指导员写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你和我两小无猜……这时周总理就问我：“你演的春妮是什么文化水平啊？”我回答道：“最多小学文化吧。”总理又问：“一个小学文化的人会用两小无猜这样的词吗？是不是太文气了？”我想了一下说道：“那就改成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周总理笑着点头：“这样就比较真实了！”后来，这句台词就一直沿用了改后的版本。事实也证明，这句话的改动更符合人物的身份。

　　1963年11月29日，在周总理的邀请和陪同下，毛主席到中南海怀仁堂剧场来观看《霓虹灯下的哨兵》汇报演出。演出快开始时，大家在幕后激动地观察毛主席的一举一动，非常紧张。邓颖超大姐还亲自到后台告诉演员们不要紧张，一定要把台词讲清楚。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上台接见演员，高兴地说：“你们的戏写得好、演得好，话剧是有生命力的。”

　　周总理还特意邀请剧组演职人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吃饭。这里有个小插曲，在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大姐的秘书让我们每人交二两粮票，因为当时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总理每月的定量只有25斤，如果我们吃了总理的饭不交粮票，他这个月就不够吃了，而我因为是军人，当时每月的定量还有35斤哩！没想到总理的定量比我还少。这个动人的情节让我终生难忘。

　　后来，《霓虹灯下的哨兵》被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映，更多的观众从银幕上了解了这部作品。我在影片中饰演的山东老区女支前模范春妮，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员生涯中，我出演了多部影片，但多是饰演一些小角色，我从不计较，既不计较角色大小，也不计较待遇高低，我只是以参加工作时立下的誓言来激励自己：做一个好党员，当一个好演员。如今，我离休20多年了，还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活动，多次到边关哨所去慰问官兵，到监狱去帮扶失足人员。我认为，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几年前有一天，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室的领导通知我，要我担任单位新党员入党宣誓的领誓人，我非常激动，用毛笔把入党誓词重新抄写了一遍。我去年离世的老伴提醒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能给军队抹黑，不能给党抹黑”。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我的口袋和提包里，经常装着党章，就是时刻提醒自己，做一个好党员。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树立远大的理想，争取成为光荣的党组织中的一员，努力为人民服务。

　　20年前，我就被查出患上恶性肿瘤，此后，我一共3次患上不同的恶性肿瘤，3次做手术，但由于我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习惯，积极面对人生，所以3次肿瘤都治好了。我今年84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我会永远铭记入党时的誓言，继续为党的事业发挥余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本刊记者慈爱民、刘文韬根据陶玉玲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