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庭勋

　　李德生，1916年4月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2月入党。李德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功勋卓著。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先后任陆军第12军军长、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69年4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起参加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后任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等职。2011年5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红军本色出少年

　　李德生同志14岁参加了红军。由于他当过儿童团团长，能吃苦、很机智，善于观察熟悉地形，善于团结他人，参军不久，就先后在营部、团部、师部的交通队、交通排、通信班当传令兵。红军时期的传令兵和现在的特种兵一样，打起仗来，要随时冒着炮火到前线传达首长的作战命令，不能有丝毫差错。若连队指挥员负伤牺牲，传令兵就要随即接替指挥，并且能够保证出色完成任务，直到打完仗，回去依然当传令兵。在鄂豫皖苏区，部队经常处于作战状态，传令兵的体力消耗更大，但是伙食和其他战士一样，这对于传令兵来说是很艰苦的。十四五岁的李德生却像老同志一样，克服重重困难，表现非常出色。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西征，从湖北到四川，三千里长征路，常常避开大路，在崎岖道路上行军作战，却没有足够的后勤补充，战士们只能吃点萝卜、土豆、红薯充饥，很难吃上一顿饱饭。尽管看到地里有苞米，树上有红柿子，但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没有人动一指头。此时，16岁的李德生已经是个有两年军龄的老兵了，他常常把自己的那一份口粮留一点，以便应对不时之需。班里有个战士叫郝二林，外号郝大个子，每次走到柿子林中，他头都不敢抬，说看见红柿子肚子更难受。一天晚上，李德生听到郝二林不住地叹气，知道他饿得受不了了，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根萝卜塞给他。郝二林感动地握住李德生的手不停地摇。

　　1932年冬，红军到达四川“通南巴”地区，建立川陕边革命根据地，李德生担任师交通队班长。1933年2月，在反围攻战斗中，师交通队成为重要的突击力量。在同敌人战斗时，李德生还不幸被刀刺中，身负重伤。1934年1月，李德生被调到新组建的35团任供给处指导员。工作一段时间后，李德生觉得打仗才是自己的“老本行”，主动请求回到班排工作。同年9月，他又回到10师交通队继续任班长，并被选为师部党支部书记。不料，在一次师部各小组长汇报会上，李德生作总结发言时指出，在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的条件下，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党的生活。这一情况被汇报到张国焘派来的师政委那里，政委勃然大怒，指责李德生说：“现在部队明明比过去强了，你怎么能说不如过去？！”不容李德生解释，政委竟然怒气冲冲地将他捆绑起来，让人打他。李德生并没有屈服，而是据理力争，政委立即宣布撤销他的班长职务，开除党籍，并关到禁闭室。这是当时在张国焘极“左”路线影响下，出现的许多错误事件之一。

　　无情的打击并没有影响李德生的革命意志。就在红军北上时，这位已经有5年斗争经历的老兵，依然在生活方面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本色。

　　1935年8月，右路军第一次过草地。尽管每个战士都背了炒熟的青稞粒、青稞面，但李德生觉得，要走出漫漫草地，这些粮食远远不够。他有意识地勒紧裤腰带，每顿饭只吃一点点，剩下的留着以备紧急时用。后来，班里许多战士吃光了自己的储备，这位已经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就把自己仅有的半袋子干粮匀给他们和成稀糊糊喝了充饥。

　　草地海拔3000多米，气候变幻莫测。白天，烈日高照，汗流浃背；入夜，往往狂风暴雨，气温有时降到零度以下。班里战士们互相依靠着挤在一起取暖，而李德生总是坐在最外边风口上，给大家遮风挡雨。

　　第二次过草地时，李德生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是当10师的部队同马步芳的重兵打了几天几夜，形势危急时，奉师长陈锡联的命令，他立即动身和另外两名同志出去寻找援兵。他们三人机智地突出重重围困，找到主力部队，解除了10师困境。时隔48年，1983年，陈锡联同志向我提起此事时，依然赞不绝口。

　　李德生就是这样以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不怕艰苦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一年多后，1936年12月，部队到达陕北，师特务连指导员李明科重新介绍他入党。又过了10年，1946年，经晋冀鲁豫军区3纵队党委批准，才撤消了原先对李德生的错误处分。

　　战功显赫不居功

　　在整个战争年代，从战士到领导岗位，李德生始终保持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本色。

　　从1937年起，李德生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直到军长，经历了无数次战斗、战役，先后负伤6次。这里略略地举其要者：当排长时，他参加了击毁日军军机24架的阳明堡战斗。当连长时，他指挥特务连参加歼灭日军运输车队的响堂铺伏击战，他同战士们一起，向敌人投手榴弹、与他们拼刺刀。当营长时，他参加百团大战，并且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仅仅以两个连的兵力，机智地掩护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出日军的包围圈。当团长时，他化妆进入日军据点，把指挥6县特务工作的日军某部队全部歼灭，活捉特务头子清水利一，为此，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消息和社论，称之为“典型的歼灭战”。当旅长时，解放开封，缴获敌军坦克11辆。当师长时，指挥部队从安徽渡江，直插浙江，攻克16座城市，消灭国民党军2万多人。当副军长时，在朝鲜参加金城防御。值得称道的是，上甘岭战役中，他带领12军6个主力团的同时，在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统一指挥前沿12军和15军部队。上甘岭战役，我军共歼敌2.5万余人，其中，12军部队歼敌1.1万余人，占歼敌总数的40%。但是，在李德生的回忆录里，只有整个上甘岭战役歼敌总数，却没有写12军歼敌的情况。他的回忆录有个特点，全书30万字，极少讲他自己的事，而是主要讲整个战斗的经过，讲领导、同级乃至战士的故事。

　　在相对和平时期，担任军长后的李德生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上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群众的口粮不足。李德生一家七八口人，几个孩子正在长身体，20多斤的定量哪里够吃。军部管理处处长想从军部的机动粮票里抽出点补助军长家里，李德生知道后，坚决回绝。他反复叮嘱家里的大人小孩，勤俭节约渡过难关，绝对不能搞特殊化。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下旬，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工作”，并且要求尽快来北京报到。

　　李德生在12军这支老部队里工作了30多年，得知他要去北京，战友们都恋恋不舍。常委同志们希望在李德生走之前和他一起吃个饭、谈谈心，他都婉言谢绝了，说：“我还会回来的嘛”。第二天，7月28日，李德生在家吃过早饭，来到部队与老战友们一一告别，并谢绝了大家到机场送行的好意。

　　位高权重心平常

　　到北京后，周恩来对李德生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工作，除了参加中央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12军的职务。”不久，周总理又带他见了毛主席。很快，李德生便开始接到各方面送来的文件电报，通知他参加会议，他还自嘲说“真像班长到了军部”。第二年4月，中央又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

　　在中央工作期间，李德生先后参加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协助周总理处理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驻京军队大单位的问题、总政治部直属单位的问题等，并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繁重的工作中，李德生依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

　　在这一期间，我正好给李德生同志当秘书，亲历了这段难忘的日子。每天，从中午起，李德生常常要参加各种会议，直到半夜，才是属于他自己的处理文件电报和分管单位相关工作的时间。半夜时分，他回到总政治部机关，从来不乘电梯，而是从楼梯一层一层地爬到7楼办公室。每到一层，他都要看望各个部的值班室，询问值班员的工作生活情况。

　　7楼有几间大小不一的办公室，长期没有使用。东北边有一间是秘书工作的办公室，为了便于处理文件电报，有关部门给安置了一张大办公桌。李德生每次回来，就坐在桌子一边，处理批件和阅件。对于中央传来的绝密文件，他都会亲手将其装进信封，用“他人勿拆”的封条粘贴后发出，整个工作高效有序，一丝不苟。

　　由于李德生同志经常工作到后半夜，总政管理处安排了一位王师傅给他做夜餐，当时夜餐标准是5角钱，还包括煤气灶的煤气费。由于李德生一再要求王师傅严格按标准做，王师傅只好从大食堂买一个馒头，切片烤烤当主食，再做一点稀粥，买一瓶罐头酱菜每顿用一点，如果有结余，再买一条小鱼煎一下，这就是李德生的夜餐。

　　有一次，他的一位老战友从外地来北京办事，给他带来一包家乡的麻糖，这并不值多少钱，但是李德生却让工作人员专门送回去并表示感谢。

　　李德生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毛主席的信任，尤其在“九一三”事件后，有些文件来信，会直接批给他处理。于是，江青也开始对他关注起来。1972年的除夕半夜时分，她的秘书特意给李德生办公室打电话，说是“江青同志要我打电话，请转告德生同志，江青同志给德生同志拜年”。当秘书给他报告这通电话时，他并没有说如何回复，看来他很不习惯这种“联络感情”的做法，自然也就没有给江青办公室回电。

　　过了几个月，春暖花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你到北京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到你家看望过。我准备找个时间，到你家里拜访一下，好吗？”李德生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江青同志，政治局开会，我们常常见面，你又很忙，就不要去了吧。”江青哪里听过这种大实话，又说：“那不一样，去一下好，看看你住的怎么样。”李德生如实回答说：“我住的地方是个小胡同，车子不好走，还是不去的好。”江青没有理会，会后，真的让秘书和中办警卫局同志去察看地形。警卫部门不敢怠慢，江青出门，他们要了解地形、周围环境等等。小胡同里路窄，李德生的司机是从部队带来的，在两个拐弯处，猛打方向盘，才可以拐进去，乘车的人会轻轻摇晃一下，感觉不舒服。警卫部门同志觉得江青不能忍受，汇报说那条胡同确实不好走，江青这才罢休。后来，李德生整顿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报，正确处理了那里领导班子里的造反派，招致“四人帮”的忌恨，他们给李德生罗织罪名，迫使他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这是后话。

　　我觉得，上面讲的李德生同志这些生活作风中的“小事情”，可以说明一个道理:生活作风问题，反映了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党性修养，与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本文作者曾任李德生同志秘书、解放军报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