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伟　

　　一部好的小说，必须是既有意思又有意味的。二者缺一不可。首先是作者能够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涉及题材、人物设定、情节走向、细节处理等方面，这是对故事层面的一个基本要求，也就是所谓的“有意思”； 其次是，还应该让读者能够一掬感动之泪、产生心灵的共鸣，而且还是最精确的社会—道德的地震仪，甚至能对未来的暴风雨、民族、社会心理乃至人类的苦难做出预报（普希金语），这是对哲思层面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有意味”。

　　以《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为读者所熟知的军旅作家石钟山潜心三年创作出了全新作品《关东往事》，讲述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东北抗日往事，展现了信仰的力量，再度点燃了新时代的激情。无疑是一部既有意思又有意味的作品。

　　有意思：传奇的故事情节

　　石钟山是深谙小说之道的高手，从1984年发表处女作《热的雪》至今已有30多年的小说创作经验，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如《父亲进城》《玫瑰绽放的年代》《天下父母》《军歌嘹亮》《幸福像花样灿烂》等。尤其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影视剧的成功，使其成为一位著名作家。多年来，石钟山一直在小说与影视之间游走，并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从而锤炼了其对小说在情节掌控、气氛渲染、文学的画面感等方面的功力。石钟山说：“编剧锻炼了我对戏剧的理解，而作为导演，在后期制作过程中知道了选择。反过来，我在创作小说时，对故事讲述、人物结构、细节上的处理会更加合理，会有的放矢地写作。”这种小说叙事功力的锤炼在《关东往事》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关东往事》收录了两部全新小说《东北往事》和《关东轶事》，以抗战为时代背景、以东北大地为故事发生的场域，写出了东北人民豪迈淳朴的民风，奏响了一曲家国情仇的爱恨悲歌。《东北往事》带有谍战传奇的特色，主要讲述地下党员马天阳在警察局给局长魏老三做翻译官的故事。他的任务是收集情报、解救抗日联军团政委“李姐”和哈尔滨地下党书记林平。在解救的过程中他亲历“李姐”和林平书记受到敌人的各种非人酷刑折磨而坚贞不屈，始终坚守着共产党人的信仰，他们的言行更加坚定了马天阳的信念。马天阳与敌人斗智斗勇，为我党取得很多有利的情报，为东北的解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关东轶事》则颇具豪情万丈的东北乡土气息，通过横赌、细菌、父子三个故事描述了“另类英雄”冯山的一生，他年轻时为了复仇，舍弃了爱情，终于在赌场上打败了仇家。后又上山为王，劫富济贫，因误劫日本人的细菌，被日本人陷害，差点丢掉性命。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东北各个山头的土匪进行招安，在一次解救儿子刘槐的过程中，被我党东北野战军所救，他带领全部人马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因为儿子对他的成见，使他们父子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后在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兵戎相见，以死相搏。

　　两部小说皆以人物形象的丰满生动，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可信性、有趣性、悬念性、细节性取胜，既没有猎奇求异、故弄玄虚,也没有炫技夸张、耸人耳目，而是平中求奇、跌宕起伏,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从而既符合生活的逻辑又契合艺术的真实。

　　有意味：家国情怀

　　中国作家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皆具有“感时忧国”的情怀，从司马迁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有强烈的描写和揭示历史真相的渴望，对于国家民族命运充满关怀之情。正如李渔所说“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

　　石钟山无疑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的作家，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怀有浓烈的情感，并将这种情感灌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从早期的军旅到当下的抗日，皆是小切口的宏大叙事。军旅题材展现出了军人的荣耀与激情、责任与担当，体现出了家国一体的神圣使命感。新作《关东往事》属于抗日题材，《东北往事》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地下党在哈尔滨的故事，展现了小人物的民族大义，再现了抗战岁月里的忠诚与信仰。其二《关东轶事》则是一则快意恩仇的江湖故事，爱恨情仇都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日本侵略东北后，故事发生了反转，他们一致对外，上演了一出悲喜剧，体现了关东人的豪气和侠义。

　　石钟山认为，作品所呈现的思想内容和作家的向往是分不开的，如果作家心里装着民族和自己的祖国，作品便会和这个国家民族分不开。他说： “虽然两部作品视角不同，但我都是试图通过作品展现一种民族的力量。”“一个民族离不开英雄，没有英雄主义的民族是悲哀的。在我的笔下一直在写英雄，只有英雄才能唤醒这个民族的血性，有血性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感召力：信仰的力量

　　一部既有意思又有意味的小说才能够有效地吸引广大读者的阅读，才能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产生一种震撼的共鸣艺术效果，从而生发出一种艺术的感召力，起到“时代号角”“引领时代风气”的作用。

　　我们的新时代需要“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寻找光明、给人以安慰的小说”，更需要“充满正义感与责任感并致力于提高人类精神水平的小说”。《关东往事》把抽象的信仰的力量运用“诗意”的艺术手法，转化成了“生动活泼的故事、丰满圆润的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的语言”，避免了当下弘扬主旋律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最能感召读者大众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

　　《关东往事》中的主人公马天阳、“李姐”、林平书记、冯山，都是善良、意志坚定、不屈不挠、有血性的人物，更是有信仰的典型艺术形象。石钟山说：“信仰是这部小说的脊梁，有了信仰才有力量。”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寄托着中华儿女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饱含着赤子之心、炽热真情，融进了生命中最为强烈的爱国之情，鼓舞着读者大众的报国情怀。

　　从这个角度而言，《关东往事》就是能够“讲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展现中国好风貌”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小说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