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和母亲合影（左为作者）

母亲年轻时

父亲年轻时

    ◎尹西林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况乎血乳恩情？扶助贫困老区、开展希望工程，这是妈妈生前最关注的事情。从我记事起，她就经常告诫我：“孩子，记住，咱们娘儿俩的命是老区百姓给的，千万不要忘本！”

    走一村吃一村，靠着吃百家奶， 母亲把我带回了康宁镇

    1998年腊月，老妈走了，清理老人遗物时，我从母亲的钥匙链上解下一只小铜铃铛。小铃铛被磨得金光灿灿，别看它小，却载负着山西吕梁乡亲给我家两代人的重恩。在悲悼妈妈的日子里，妈妈生前讲述了无数次的故事，再次从铃铛声中传出。

    我的母亲名叫解秉权，抗战初期是山西省朔县妇救会领导人，1942年调任兴县三区（现康宁镇）任抗日妇救会主任。

    1944年4月，母亲生我时，区领导派了一位姓尚的农民牵着黄牛护送，目的地是百里外河西神木县八路军120师手术医院。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赶到了黄河边，过了黄河，到了彩林镇。

    彩林镇旁边有条小河，名叫贺家川。他们走到这里，正遇上暴涨的山洪，桥被冲垮了。为了争取时间，老尚决定涉水过河。黄牛驮着妈妈在河里艰难地浮游，湍急的洪水流冲得母亲头晕目眩，她趴在牛背上一动也不敢动。老尚牵着牛，在齐胸深的水里前行探路。越走水越深，走到河心，老尚一步踩空，洪水瞬间没顶，顷刻间就被大水冲走了。岸边传来老乡们的呼救声，男人们沿岸奔跑着搭救老尚，对岸一大群婆姨尖叫着，举手招呼妈妈，要她闭起眼睛抱紧黄牛。牛在水里缓慢地吃力游动。老尚在水中拼命挣扎，幸亏不远处的一处转弯河岔拦住了他，村民们把他拉上了对岸，众人为他揉腹控水，老尚脸色苍白，不会说话，只剩下一丝细气了，他为护送我们娘儿俩险些丧命。母亲骑坐的牛虽也历经艰险， 终将母亲平安带到了对岸

    我出生第三天，母亲就出院了。回程路没有牲口，也没有人照顾，母亲只好把我放在一个大篮子里，挎在胳膊上赶路，如同难民逃荒似的。从河西贺家川到河东兴县康宁镇这段路母亲走了20多天。

    母亲产后没有奶水，一路上大人孩子受尽了罪，母亲只得走十来里路就依村住下。兴县是晋绥边区首府，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党的威信很高，干部行路住宿用不着什么介绍信，每到一村落脚，村干部就热情接待安排食宿，主动召集有奶的婆姨给我喂奶，极富同情心的姨娘把最充足的奶水给了我。就这样，每到一村我就吃三四个女人的奶，像传送接力棒一样，走一村吃一村，就是靠着吃百家奶，母亲把我带回了康宁镇。

    张家的奶爸奶妈，

    我是他们的“骨香香”

    三区下属十几个自然村，每村有一个抗日妇救会员。张家崖村的妇救会员名叫猴派子（兴县人谑称小辈为猴），是张家最小的妯娌媳妇，心直口快，是宣传抗日、组织劳军的支前模范。母亲回到镇上后，猴派子见主任没有奶水，当下请母亲把我交由她的二嫂喂养。我由此住到了张家。

    奶爸叫猴炮，是张家老二，靠种十几亩崖头薄田养家度日，家中已有两个男孩，家境十分贫苦。我去他家前几天，他家正在吃奶的老二被饿狼叼走了，在离家院不远的山坳里被吃掉了。我的张家奶妈守着孩子那堆小骨头悲伤不已，不断撞墙哭骂自己对不起小儿子。就在奶妈掩埋了自己孩子的当晚，猴派阿姨把我续到她的怀里，于莫名其妙之间，一个新生命拼命地吮吸着她的乳汁——啊！爱子复活了！那孔乌黑低矮的土窑洞里又有了笑声。

    奶爸话语不多，只知闷头干活。自我到他家后，奶爸便早起晚睡，高高兴兴地担起烧火做饭的家务活。适逢村民取笑，他就大大方方地说：“婆姨看好孩子要紧，再让狼给叼走，咋跟咱八路军交待！”于是奶妈理直气壮专心致志地喂养我，几乎是寸步不离，这一年，我快成了她的贴身肉。

    到我懂事后，母亲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讲述张家娇宠我的故事：“你在人家里，天一亮，你奶爸就下炕挑水、烧火、做饭。你奶妈在炕头上，全身抖着把你亲个不停。张家的土窑又黑又破，你娘儿俩拥被而坐，你那脑袋瓜儿像袋鼠幼子一样探出被角撒娇乱叫。奶妈把你惯得可不成样子了，老是边抱着摇晃你边唱：‘西毛眼，我的骨香香，西毛眼，我的骨香香……’你奶爸为了给你吃好穿好，后来决意去挣现钱，果断变卖了家田，给地主老财当长工去了。不过这一下歪打正着，他本是中农成分，这下变成了赤贫雇农。土改划成分时，你奶爸成了村里成分最好的农民，他背地里面可得意了，总说是托西林的福。”

    几年前，我请奶哥奶妹们来京游玩，他们还为家里成分一事再三感谢我呢。妹妹们更有奇思，说没有二哥哪有我们，是二哥冲喜了妈才怀上我俩的。啊！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啊，多么厚道啊，厚道得令人热泪难止。

    针婆婆一根长针扎下去的一刹那，

    我突然大哭起来

    兴县土地贫脊，抗战时期军民终年以黑豆、甜甜饭为食。由于营养不足，我打小就严重缺钙，一生病就抽风不止，愁坏了奶妈全家。我2岁时的某个晚上，突然又发烧抽风，人缩成了个小肉团。母亲闻讯从区上赶回来探望。大人们把我的人中掐得又红又肿，我

    却还是不省人事。奶妈担心得说不出话，一个劲发抖。后来，母亲索性把我推到后炕上，独自向隅揩泪，连声叹息“不行了，这孩子活不过来了”。

    窑外漆黑，天降着大雨，母亲和奶妈不停地哭泣着。忽然窗口火把通明，原来是三区的刘区长带着好几个年轻农民来到了窑前，他们搀扶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进了奶妈的家门。老太太是周围数十里有名的“扎针婆婆”，她那高超的针术，曾救了不少军民。后来母亲才知道，是猴派阿姨见我病危，跑到区里找到了刘区长。刘区长马上找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农民，扛着支前用的担架去接针婆婆。夜雨瓢泼如注，十几里道路之泥泞坎坷，抬担架农民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

    针婆婆进了窑洞，命奶爸立即点火烧水，让奶妈和母亲脱光我的衣服，老人脱去湿鞋从容上炕，打开针包，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针从我的头顶到面部、颈部、胸部一直扎到心口，我的全身布满了长针，呼吸还是困难，不会动弹。刘区长抽着旱烟，叉手在地下急得转来转去。而当针婆婆把一根长针在我的脐部深扎下去的一刹那，我突然大哭起来。顿时，窑洞里所有的人都欢叫起来：“孩子活了！”母亲和奶妈用脸贴着我的脸大哭：“骨香香，你可吓死妈了。”

    天明了。临走时，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三尺土布答谢老人。针婆婆摇首推却说：“你们八路军，背井离乡，拼上命到我们兴县打日本救中国，为的是咱老百姓，不容易！给娃儿治病，应该呀，我不能收你的东西！”

    现在母亲走了，

    小铃铛又回到我身边

    在奶妈家，母亲与我还曾经历过一次惊心的生死事件。日寇投降前夕，对兴县进行了一次扫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母亲来不及躲避，慌乱中抱着我与村里的婆姨们一起往山上跑。她们被鬼子兵赶到崖顶，母亲坐在山崖边，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她背过身，把绑腿、挎包都扔下了深渊，准备跳崖。但又一想，反正

    是个死，不如拉个垫背的，她决意拉个日寇，跳崖同归于尽！

    鬼子兵端着刺刀凶狠地扯掉妇女们的头巾检查女人发型，妈是女八路，留短发解放头。群众都为她紧张死了。这时候，母亲身边的几个妇女好像约好了似的，突然就把我从母亲怀里夺走，她们是想决心拼死保住主任的这点骨血。婆姨们搂着沉睡着的我，挤在一起，用层层身躯围护着母亲和我。

    每次忆起当年这个场面，母亲都会揩泪低泣良久。那是日寇刺刀下的生死之交啊！那次扫荡，所幸远处枪炮声大作，鬼子兵逞凶没多久就跑步撤走了，张家崖乡亲们躲过了一场血腥劫难。

    1963年我参军前，父母让我回兴县探望恩人。回到张家崖村后，我整天守着奶爸奶妈。分别15年了，这次团聚全家度过了幸福的一周。奶妈和奶爸还像对待娃娃时的我那样，让我这个大小伙子睡在他俩中间，重温天伦之乐。说起那次日寇扫荡时，奶妈抚我的头夸我乖，说日本兵咋吼你也不醒，我娃好命呀，你要闹，可扛大祸了。

    那次扫荡一年多之后，日本投降了。这时，我学会了走路。奶妈高兴之余更不安心了，为防不测，她把一个铜铃铛紧系在我的胸前，我走到哪里铃铛便响到哪里；只要听铃声一响，奶妈就立刻放下手中活计，冲出家门将我追赶回来，小铃铛成了报警器。

    1947年，我3岁，母亲调回朔县工作，她费尽心机哄我断了奶。离开张家崖时，母亲给奶妈留了些钱物，以谢育子之恩，奶妈连连摆手，低泣着拭泪，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向母亲“传授”育儿之道。

    离开奶妈，母亲带着我回到老家雁北解放区。

    战乱年代，我和妈妈漂泊不定，家里许多旧物都遗失了，唯独那个小铜铃铛，母亲像对待宝贝那样把它和自己的钥匙紧拴在一起，时时刻刻系在腰间。现在母亲已走了，小铃铛又回到我身边，它是我生命的象征。我要把它珍藏起来，代代传下去。供图/尹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