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湖女侠——秋瑾》 1989-1990

▲《日日夜夜》 1982-1984

▲《宋庆龄纪念像》 1982-1983

▲《西藏写生》 1978

    1992年，也就是25年之前，我母亲出版了第一部个人作品集，今天终于要出版第二部。时隔25年，新作品集当然收录了一大批新的作品，作为她这25年来艺术足迹的见证。而在艺术之外，我娘也从当年的风华正茂，到了现在的耄耋之年。再精美的画册，也无法记录这样的生命变化，只有作为亲人的我们，陪伴和见证着这个过程。

    我娘的第一部作品集出版于1992年，其时她年届六旬。称一位已经步入老年的女性风华正茂，似有玩笑或调侃之意，但于我娘却是真实状态的“写实”。我娘历尽政治风波，从47岁才真正开始艺术创作，在其他的文字中多有交代。而并非所有人都理解的是，一个错失了自然生命最旺盛时光的艺术家，要想在后续的艺术生涯中“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这是我娘及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挂在嘴上，而且融进生命的一句话——其实是何等艰辛。它所需要的不仅是对体力、脑力下降的艰难克服，更需要面对和战胜的，是自然生命与艺术使命之间的时间错位。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成长的艺术家已经进入成熟期，开始收获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的年龄，我娘却还艰难地走在探索的路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就是50岁到60岁的十年间，她才陆续完成了《诗人艾青》（1981年）、《梦》（1984年）、《丁玲印象》（1984年）、《东方的邀请》（1985年）、《千手观音》（1991年）等最成熟也最具影响的代表作。

    一个雕塑家的艺术高峰，出现在其50多岁的时间段，本来也不是孤例，但在不过四五年的短暂时间里，完成从起步到巅峰的陡升，看得见的是艺术激情的迸发，看不见的则是生命能量的超强付出。那十年间，将我娘的生活状态形容为心无旁骛、废寝忘食，绝不为过。

    其实我娘至今行事的最大特点，就是心无旁骛。在我家日常的“家庭叙事”之中，围绕我娘生活方面的无能，有着各种或大或小、或庄或谐的故事段子。而一个不会任何家务的女性，却得到从公婆到丈夫、儿子、儿媳们的一致原谅，她对艺术的心无旁骛的全情投入，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种心无旁骛的投入，不仅让人了解和理解她正在干着一件比家务事重要得多的事业，而且其专注本身就具有一种肃穆的魅力，让她身边的人都愿意成全她为之全情投入的那份事业，即如我爹一生所做的那样。

    被政治粗暴地扭曲了正常的生命程序，却又执拗地试图在被人为缩短了的有效生命中，追寻有价值的生命意义，是我爹妈一代知识分子们融入生命的信念。而在这一点上，我娘又理解和贯彻得格外执着和纯粹。对此她给出的原因是，她娘，也就是我姥姥，从小对她的教育只有两句话：要有事业心，要有报国志。这两句话固然可以为她此后一生的行为提供解释，但我想事情或许还没有这么简单。在我幼承庭训的经历中，也曾在我姥姥口中无数次听到过这两句话，但我依然没有具备如我娘一样的执着，把一件对我的人生和祖国建设都有意义的事坚持到底。

    唯一能解释的是，我娘太过执着地追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而雕塑恰好被她认为是一桩可以帮助她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事业。她的书房上挂着她自己书写的一句“座右铭”：感谢雕塑，让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这句话用水笔写在一块白色的塑料记事板上，就是可以随手写上，也可以随时擦掉的那种。可是，那块记事板已经在那面墙上挂了许多年，那句话始终写在上面。越是看得多了，我越是觉得亲近如我，也未必完全理解雕塑在我娘的生命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或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至少，如果没有雕塑，我娘的生命将注定不是完整的，如果没有雕塑，步入晚年的我娘，一定会因为自己的一生没有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更大的意义，而遗憾、自责和不安。

    女性从事雕塑事业，其实有点先天不足，体力上的弱势自不待言，女性相对阴柔谦抑的性格，似乎也不足以支撑优秀雕塑应该具备的那种磅礴张力和雄浑气度。无论西方从古希腊雕塑，到米开朗基罗、罗丹、马约尔，或是中国从龙门、云冈石窟，到汉唐陵墓石雕，都很难看到女性艺术家或工匠作品，其原因固然与时代对女性的歧视有关，但至今在世界范围内亦很少出现优秀的女性雕塑家，更少有以雄浑磅礴见长的女雕塑家，或许就真的不仅仅从社会的角度找原因了。从这个角度观察，即使作为儿子也不得不承认，我娘的作品在气势和力度上确实略显不足。少有的几件大尺度、大题材作品，如立在山东曲阜的《孔子列国行》，为了达到应有的力度，我娘在创作过程中几乎拼尽了“洪荒之力”。这种倾尽内力的作品注定不会太多，多了会要命。

    但即便有着上述弱势，我娘的作品依然有着特殊的动人魅力，且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肯定和喜爱。1993年，她的雕塑个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彼时《孔子列国行》等作品尚未完成，展览集中展示的主要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如《小达娃》、《诗人艾青》、《日日夜夜》、《梦》等肖像或人体，无论体量和题材，都不够庞大。然而，展览取得极大成功，观众的热烈反响超乎想象，留言簿上留下大量毫无保留的赞叹和肯定。

    那时的媒体评论，多以“真，善，美”赞美我娘的雕塑。虽然那时这三个字还算好词，但用它们为我娘的雕塑定调，却总让人觉得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在我看来，纯，净，才是我娘作品打动人的关键，真，善，美可能只是可以方便借用的现成概念而已。

    我娘的一生，不太像活在这个世界。除了不会做家务，她还不会做在这世上存活需要做的几乎所有事情，从我记事到现在年过半百，我从不记得我娘有哪怕一天是在没有人陪伴、照顾的情况下度过。与这种无能相配套的，是她的不谙世事和对他人的绝无恶意和毫不设防。理论上，你无法设想在包括“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风波中饱受冲击的经历，不在她的心理和情感上留下伤害的痕迹。但真的与她朝夕相处，却又很难发现那些该有的痕迹究竟留在了何处，或者竟是真的已经被化解和包容于无形。

    以我的感觉，我娘从来没有真正踏入过这个纷乱的世界，她小心翼翼地屏蔽了所有她不喜欢、不理解，也无法应对的纷扰，构筑了一个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够广大，却足够单纯和安静，她以这个世界的眼光和逻辑，观察和表现尘世的一角。这一角也就被表现得仿佛脱离了尘世的纷扰。我想这就是总会有人被她的不那么磅礴的作品所震撼和感动的原因。总会有些人的心灵的某个角落，有着和她心意相通的纯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