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这人一生不占公家便宜，更不接受贿赂。他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期间，帮助过许多人，他帮人批地号，没有要过一间房；帮人打官司，没要过一分钱。无论是参与哈尔滨市发展的宏观论证，还是为市长整理讲话、编撰经济年鉴，他都会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七十多岁退休回家时，依然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去时还似来时贫”。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我准备和爸爸妈妈去杭州度假。还没走，又接到单位的临时任务，去上海采访。于是，我就带上爸妈先去上海，然后再去杭州。

　　我们在路上，爸爸就告诉我，他想去看看中共一大会址。因为第二天我有工作，所以一到上海，我便打电话请一位上海朋友陪一下爸妈。他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工作，一口答应说，明天把老人交给我，你忙你的，你从现场直接来杏花楼共进晚餐。

　　第二天我整整忙了一天，直到天黑才结束。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我直接赶到了杏花楼。可是推开包间的门我就傻了，只见朋友一个人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桌子菜。我很惊讶：我爸我妈呢？

　　朋友这才告诉我，他在百忙之中抽身出来找到我们住在黄陂路的那家小酒店，可是我爸我妈坚决不要他陪，说上班时间不合适打扰。他们还是自己去了中共一大会址。傍晚下班，他又订了杏花楼的晚餐，再次跑到宾馆接他们。没想到我爸我妈还是不去，爸说杏花楼吃饭太贵了，他们已经吃完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朋友联系不上我，只好一个人回来守着一桌子菜等我。我除了不停地道歉，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也没有心思多聊，不多时便离开了。我匆匆返回酒店，要带爸妈吃饭去。

　　“我们吃过了。”爸爸说。

　　“你们吃的什么？”

　　“我们回来的路上买了几个面包，连明天的也有了。”妈妈说。

　　“有那么好的本帮菜不吃，却躲在宾馆里面啃面包，这是何苦呢？我的朋友在饭店里一个人守着一桌子菜，多尴尬！”

　　爸妈望着我并没生气，却按捺不住地笑起来。爸爸说，去杏花楼又破费，又劳顿，有必要吗？

　　“你们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呢？”我沮丧地坐在床上，“现在不是你们那时候了。”

　　“不论社会怎么变，不浪费，不给别人添麻烦都没错。”爸爸说。

　　那件事以后，我真不敢轻易答应哪位朋友请爸爸妈妈吃饭。二十年过去了，我爸我妈还是自己买菜烧饭，不吃保健品，一如从前。永远是妈妈买菜洗菜，爸爸烧菜。我妈这一生是我爸最好的部下，也是最后一个部下。我爸要往东，我妈绝不会往西。她以自己的勤奋和包容温暖了这个家，她是我们家庭之树成长的大地，在这大地之上，我妈成就了我爸这个天。

　　有位老人对我说，简朴勤劳的人长寿，因为命中注定的钱他们还没有挣够。我相信，我爸今年九十岁了，我妈也奔九了，他们还没挣够那些命中注定的钱。和有些人一比，我爸我妈不止活一生，他们可以活好几个一生。

　　我一回到他们身边，依然像回到童年，又跟着我爸去远足。他们依然会给我提供新鲜的世界，不过那不是哈尔滨的郊外，那是人类精神家园的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