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宛霏
“有人认为小说‘只探病源，不开药方’，是反映社会矛盾、批判或褒贬现实或客观评说，再现历史的。但我不完全同意。我认为，小说既是生活的镜子，也可以把脉生活，疗救时疾，通过艺术的典型化，巧妙地既论病情也‘开药方’。”《乡村第一书记》作者、国务院参事忽培元告诉《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乡村第一书记》除了书中反映农村问题，更像是一本教科书，教你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带领群众致富；如何动员、凝聚群众；如何复兴文化；如何发展绿色经济，在新时代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
“这一切，貌似摡念化、政治化的问题，又都是在小说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推进与人物谱系的塑造过程中自然呈现的，是艺术的体现和文学语境中的体现。读者自然而然沉浸其中。”忽培元说，这本小说出版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很大反响，不少地方，驻村第一书记和农村干部人手一册。
年过花甲的忽培元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在陕西省延安县川口公社川口村插队当过农民，也担任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无论他当工人、上大学、任教师、担任文学编辑等，都没有忘记自己那五年刻骨铭心的农村奋斗生活。即使通过自己不断努力成为作家、经济学家，任国务院参事，也还感到自己生命的脐带连接着农村农民和农业。直至今天，忽培元对延安插队那段经历更是记忆犹新。
“那时候我也是乡村第一书记，偏僻贫穷、文化落后、劳动十分艰苦，生产效率极低。一方面人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冲击等等，我全遇到了。我同农民常年一起上山下地劳动，很快也成了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的庄稼把式，日工分由七分长到八分九分十分。农民开始对我有了好感，我也入了团，入了党，成为接班人，一年以后，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全村五百多户，一千多人的大村，又是直属管理，不分小队。工作担子很重，这才意识到难了。想从一个外来的学生娃娃，变成为一个赢得群众信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实在不那么容易了。村里宗族斗争严重，派系不少，表面平静，矛盾重重，里边有很多硬门槛，也有许多生动新奇却接地气的故事。这些在《乡村第一书记》中都能看到。”忽培元说。
“说真的，白朗就像是40年前的自己，这本书也有点像是我的个人传记。”忽培元介绍，《乡村第一书记》讲述了以第一书记白朗为首的驻村和农村青年党员干部，在各种困难面前如何带领群众脚踏实地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保卫绿水青山，因地制宜发展新农村经济，建设美好家园的生动曲折故事。在描绘乡村文化复兴与经济繁荣的新面貌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群很有活力、与人民群众共的青年党员干部的形象。
小说以国务院某部门扶贫点为描写原型，汇集了忽培元多年跑过的各地农村，走访的不同类型扶贫点遇到的实际问题。他希望通过小说去反应跟大量贫困村和贫困户谈心聊天时，体会到的贫困群众，特别是青年农民渴望过上文明富裕生活的迫切愿望。
“在书的第一章我就写了主人公白朗在刚上任时，村民对他不是欢迎而是伸手要饭吃，要钱看病，光棍要老婆，所有困难都嚷着让第一书记给解决。面对这样的场面，你该怎么办？”忽元培坦言，农村工作真的不容易，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实际权力的情况下，第一书记只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去赢得人心。
有一次忽培元应邀为中组部办的驻村笫一书记培训班记作报告，他把自已的经验体会同乡村第一书记们做了分享。会后这些书记纷纷找到他，讲了很多不容易、困惑、孤单。“我感觉他们需要这样一本书，我希望读过此书的乡村第一书记能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榜样的力量，看到希望以及成为一种精神的滋养和陪伴。”忽培元说。
他在动笔之前，静静地回忆了他的那段知青生活和中国农村的变迁史。文化和科技，就像迷茫中的火炬，照亮了前程。他说记得刚到延安县川口公社插队时正在大办四级农科网。“70年代中国的科学种田非常成功，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健全了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讲究从育种开始，我带领着乡亲们从水、肥、农田整治、深翻地到合理积肥沤肥施肥，农田水利建设跟进。总之，由种到管到收，全部采取科学的措施，全县的优良种子都是我们大队供给，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那个时候我就坚信，要用科学带动农民致富农村发展。”
通过这件往事和当下各地新鲜经验的启发，忽培元在书中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如何用科技创新带动农村致富、发展绿色经济的故事。在书中，主人公白朗就大胆引进创新技术，用建筑垃圾混合高科技生产的添加剂粉碎后制成透水砖直接铺路,取得了巨大效益，破解了环保与经济发展并举的难题。坚持了十八大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他还带领村民办起了扶贫车间，把村里外出打工的劳力吸引了回来，并且发展林果产业带动了周边八个村的就业致富。“这不仅是乡村振兴事业，更是乡村第一书记锻练成长的熔炉。”
“就精准脱贫、第一书记这类题材而言，《乡村第一书记》是目前最厚实的一部作品。”《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接受《中华英才》杂志采访时指出，忽培元通过这部小说刻画出了一个实打实的新时代乡村的全景，是一个全景型的写作。新权力机构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乡村权力机构不一样了，县扶贫干部也来了，中央下派的第一书记也来了，在这个时候老支书怎么样，新支书怎么样，然后村民怎么样，新的一个权力机构摆在大家面前，这就是现在的新农村。
“中国就今天而言，应该说还是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即使将来，我们至少也得有五六亿的人在农村生活，至少要占1/3。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也有很多不确定性，他们不少人是两面跑，但心还被乡村牵着，因为父母在那里，孩子在那里，情感在那里，文化的根也在那里呀。”忽培元说，在世界性城镇化浪潮冲击之下，中国应该走怎样的城镇化道路？是否像欧美、日本那样放弃农村？还是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忽培元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方向的调整，甚至是一种纠偏。“应当承认，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把发展重心放在城市，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村发展。城镇化过程中挤压了农村，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自发无序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诸多问题；同时，大量空壳村的出现，农村传统文化正在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农村的衰落与复兴中成就一番事业，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
在忽培元看来，白朗带领干部群众，解决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克服了看上去不可能克服的困难，带领上牛湾村乃至周边八个村的群众摆脱贫穷、走上致富的道路，正是回答了中国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研究会理事曾镇南也认为，白朗既有这个时代年轻人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又有当前形势下不于同普通年轻人的共产党人的特质，是当下文学典型中少见的。作者充分调动了他自己长期的生活积累，语言积累和情感积累，创作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的力作。
“扶贫攻坚、乡村振兴、主要力量还是当代青年。”忽培元坦言，最能干事的时候，最有创造活力的时候，就是青年时期。农村有没有希望，看青年愿不愿意回去，愿不愿坚守。所以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注意提倡引导青年回乡下乡，树立了不少青年典型——知识青年。他希望《乡村第一书记》能引导更多的青年坚守奋斗，更多人回到家乡去建设美丽富饶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