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着一场不同寻常的发布会。
随着《沂蒙山小调》乐曲的缓缓响起，发布人庄严地站在追光灯下：“他是一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老人。说他普通，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一名普通的战士和千千万万农村党支部书记当中的一员；说他不普通，是因为他有着那样的传奇经历：14岁参军，17岁重残，两臂锯掉，双腿截肢，一只眼炸飞，躯体做了47次手术，昏迷93天苏醒，担任村党支书战天斗地9000多天，带领村民摘掉了家乡贫穷落后的帽子……”这是一串令人惊悚寒战、又肃然起敬的数字，以致久经“沙场”的央视发布人在镜头前几度哽咽。
安静的观众席变成了晶莹闪烁的泪海。人们急切地想见见这位“大英雄”，遗憾的是，主角缺席了这个重要的舞台。
这位老人，就是第一个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朱彦夫。
用“尸体”占领高地的人
1950年冬，稚气未脱的朱彦夫随志愿军大部跨过了鸭绿江。
12月的一天，在争夺“二五〇”高地的战斗中，朱彦夫所在的部队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一次次击退了装备精良的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军，守住了至关重要的高地。渴了，抓把雪团塞到嘴里，饿了，扯块军被棉絮充饥。拼到弹尽粮绝时，全连官兵都牺牲了，阵地上只剩下朱彦夫一人镇守。
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长津湖。
在敌人又一次密集的狂轰滥炸中，弹片迸入朱彦夫的躯体，头部、胸部、腹部八处受伤，小腹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肠子流出体外。当增援部队赶到时，他昏死在雪地上。殷红的鲜血汩汩流淌，浸染了晶莹洁白的雪山。
朱彦夫用自己的“尸体”占领了这座高地。
志愿军战士们把朱彦夫从雪窝里挖出来，小心翼翼地托到战地医院的临时手术室台上。麻醉药用光了，军医们在没有神志的肉体上反复做了几十次手术。他们用刀、用锥、用锯、用钳、用镊大面积处理着他周身的创伤和冻伤。百般无奈之下，截去了这位年轻战士的双臂，锯掉了双腿……
93天后，17岁的朱彦夫在“沉睡”中醒来后，下意识地要摸枪，可手臂空落落的。0.3视力的右眼透过纱布一瞅：啊？双臂没有了；他挣扎着要站起来，发现双腿也消失了。一个四肢健全的人一睁眼竟变成了“肉墩子”。
“老天爷，我咋变成了这样……”朱彦夫使出浑身力气大声叫喊着。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从长长的走廊传进了病房。人们不知该如何安慰他。
也许人们还不知晓，在这位貌似“新兵蛋子”的老战士身上，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
孟良崮大捷的消息像山风一样传到朱彦夫的家乡沂源县。1947年9月，14岁的他瞒着母亲加入了华东野战军部队。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使这位农民的儿子如猛虎下山。
攻打兖州火车站、淮海战役、解放上海战役……战斗的枪林弹雨中总有朱彦夫冲锋在前的身影。吴淞口战役打响了，朱彦夫一人炸毁了敌人的三座碉堡，荣立战功。
全国解放的前夕，朱彦夫在战壕里火线入党。他庄严地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宣誓：永远听党话，一生跟党走！
1951年的一天，朱彦夫随着第一批志愿军伤员回国，转送第一野战军陆军医院治疗。朱彦夫刚踏入西安火车站，一位慈祥可亲的首长走来。他抚摸着朱彦夫的肩膀，深情地说：“小伙子，听说了你的事迹，了不起！”说着竖起了大拇指。日后，朱彦夫才知道，这位首长是当时中共中央主持西北工作的习仲勋同志。
不几天，习仲勋又托人给朱彦夫捎来亲笔题词的日记本。扉页上一行遒劲有力的大字：“永远保持人民英雄的光荣称号”。在治疗期间，朱彦夫始终把这本红色封皮的日记本放在枕边，时不时还将它贴在胸口。
隔年，朱彦夫又一次被医护人员像抱着一个“大冬瓜”似的送上火车。这次目的地是距自己家乡100多公里的泰安市荣军疗养院。院领导站在朱彦夫的床前，笑着说：“朱彦夫同志，您是人民英雄，特等功臣，国家对特殊贡献的人会特别照顾，您可以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在这里待一辈子了。”
“什么，我在这儿待一辈子？”朱彦夫立时血脉偾张，正值18岁年华的他在内心猛烈诘问着自己。病床上躁动不安的朱彦夫几次要求重返朝鲜战场。他默默念叨着：“我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一个愿望破灭，另一个愿望又升腾起来。凭窗东望，朱彦夫仿佛看到了枯瘦的母亲和破旧的山村。他把家乡锁定为下一个“战场”。
行走，吃饭，喝水，上厕所……作为普通人再平常不过的行为，都是横在朱彦夫面前难以逾越的高山。装上假肢，起初由人搀扶着练习走路。他艰难地迈开双腿，蹒跚的背影如同一只企鹅。
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刚刚结痂的伤露出了粉色的鲜肉，绑腿布渗出一注注殷红的鲜血，痛得他满身大汗。与其呻吟不如歌唱。他唱起了军歌，一直唱到腿麻木为止。
吃饭“实战”开始了。他用残臂夹住勺子喂食，不是送不到嘴里，就是把碗打翻，将饭菜撒一地。那会儿，他觉得自己的嘴太短了。委屈的泪水不时吧嗒吧嗒地掉在碗里……
一切从头开始的朱彦夫，不再依赖于四肢与躯体了。
最矮的“高峰”
1956年冬，一辆独轮小推车离开了享有特护待遇的荣军休养院，一路向东移动着，爬行着。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回荡山间，仿佛是悠扬的沂蒙山小调。车上坐着的正是头顶蓝色布帽，戴一副深色墨镜的朱彦夫。
张家泉村身处大山腹地，距沂源县城南45公里。这座贫困的小山村是朱彦夫的家乡。跨进村门的朱彦夫悲喜交加。兴奋的是，暌违故土多年，又拥入了家乡的怀抱；心寒的是，穷乡僻壤的原始模样仍旧没有改变。走在路上，乡亲们看着这砣怪怪的“肉墩子”，谁还认得出这位当年参军远征的朱氏之子。
暌别9年家门的朱彦夫，带回来三样东西：一副假肢和一本“舔”烂了的《学习小字典》，还有那册习仲勋同志赠他的日记本。
起初，朱彦夫回村只想当个大队记分员，后来发现村里的成年人几乎不识字。更可怕的是，他们对此不以为然。于是他改弦易辙，心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村里办一所夜校。
“文化兴村”的主意是村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朱彦夫带着几个村民把南山上四队的一间闲置仓库整理出来，垒砌了几排石板石凳，前面挂了一块斑斑驳驳的木板，涂上墨汁当黑板，破天荒地办起了张家泉村历史上第一个夜校。
扒拉来扒拉去，高小毕业的朱彦夫非他莫属地当上了夜校的老师。也许，这位“朱老师”是全国讲台上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位：把粉笔套进弹壳里，用两截残臂夹住弹壳。夹松了，弹壳掉落，夹紧了坚硬的弹壳沿嵌进肉里。每写一字就钻心的疼一次。雪白的粉笔上，常常沾满斑驳的血迹。夜校距朱彦夫的家两里多地。一天夜晚突降暴雪，朱彦夫脚下一滑，假肢摔飞了。他硬是匍匐着爬到了学校。厚厚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痕迹……
薪火三载。这支“残烛”没有一次缺课，几百个夜晚，这间老屋的灯火映红了山峁峁，也照亮了村民的心。100多名“学员”学会了写信、看书、算账，十几个人先后当上了会计。
1957年，张家泉村老支书请辞。全村八名党员一致推举朱彦夫接任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撂在健全人身上也不轻快，更何况是交给了朱彦夫这个没胳膊没腿没左眼的重残人。绑在朱彦夫身躯上的假肢有17斤重，而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压在他身上的重量无法估算。
解放前，张家泉村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新中国成立后又戴上了贫困村和光棍村的帽子。薄地、缺水、无电，像三根粗大绳索束缚了村民的手脚。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全是灰不拉叽怪石嶙峋的山坡。屯里米无菽净，灶台火冷柴空。家家户户只好把锅挂起来当锣敲，大闺女们一个接一个的都跑了……
朱彦夫已是断臂残腿，但贫穷的绳索无法将他束缚。
朝霞满天。村支委和村民们簇拥着这位新晋党支部书记登上了全村海拔最高的山头。他先是热吻了一下脚下的土地，然后，缓缓抬起残臂向环抱的群山行了个军礼。此时，满血复活的朱彦夫好像身处激战中的“二五〇”高地。昔日他悲壮如拔矢啖睛的夏侯惇，今日似长坂坡上身披盔甲、气势如宏的赵子龙。
张家泉村“拔山举鼎”的冲锋号角吹响了。几天来，支委们围坐在朱彦夫家的炕头，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得异常火热，描绘和谋划着小山村的美好蓝图。
刚进三九，朱彦夫带着百十号劳力，推车扛锄，喊着军人列队的口令开进了2000多米长的“赶牛沟”。治理这条沟，朱彦夫可没少费心思。简单的平填造田，小雨时无法泄洪，大雨时极易冲毁；修筑涵洞，既缺技术又缺物资。朱彦夫受了赵州桥结构的启发，采用了棚沟造地法：将沟底用石头垒成拱形，下面自然形成一条流水排涝的暗渠。石头上面覆盖泥土，两边的农田就连成片了。如此下来，单季田就变成了双季田。
白雪皑皑的山坡上，朱彦夫一架双拐、一副墨镜格外显眼。两只残臂夹着铁锨，挥汗培土。残腿磨出了血，血水从裹假肢的绷带里渗出来，滴滴鲜血染红雪地。有人劝他别干了，他不吭声，仍旧挥锨培土。第二天，朱彦夫架着双拐又是第一个来到工地。尾随其后的是肩扛工具的妻子和10岁的女儿。大伙看到这一幕，心痛地掉下了眼泪。他对众人说：“家乡面貌若能改变，咱粉身碎骨心也甘！”
拄着拐杖，身拖假肢。朱彦夫一次次艰难行走在崎岖坎坷的小道上，仅1.32米的躯体如同大山之中的一粒微尘。然而，他每走一步都是“高峰”。
“赶牛沟”填平了。尝到甜头的张家泉人，又花了两年时间，一口气整治了“腊条沟”和“舍地沟”，神话般地把三条呲牙咧嘴的沟沟汊汊变为平展展的80多亩良田。
上世纪50年代，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有女不嫁张家村，挑水跑到西山根，去时穿双花布鞋，回来磨破脚后跟。
张家泉村虽有个“泉”字，却是个十年九旱的缺水村。赶上老天爷不睁眼的年份，别说是浇地，人畜吃水都十分困难。挑水的人翻山越岭取水，回来已是天蒙蒙黑。去晚了只能舀点泥巴汤子喝。
“老少爷们儿们，老天爷指望不上了，咱们找‘龙王’要水去！走！”说罢，朱彦夫有力地甩动着双拐一骑绝尘。乡亲们真服了这个缺胳膊少腿的领头人，屁股后面呼啦啦跟上了300多人，其中还有不少妇女。朱彦夫所言的“龙王”是指村西南方向的龙王庙。庙旁虽有一汪泉眼，但存不住水。朱彦夫率领的队伍就从这里筑室反耕。
善于排兵布阵的朱彦夫将300多名劳力分成7个施工组，昼夜不停地修建大口井。当打到10米多的深度时，井底见了水。朱彦夫非要下井看个究竟。等大伙用绳索把他拽上来时，井里的泥水，腿上的汗水，断肢创伤面的血水，将假肢和残腿已经牢牢地冻在了一起，用铁锤砸都砸不开。
苦战一冬，龙王庙里显“灵”了。一股股清冽的泉水从龙王庙旁宽大的井口喷涌而出。从那时起，张家庄正式改名为张家泉。趁着手热，又打出了“老泉头”、“池家峪”两眼大口井。紧跟着，在朱彦夫的提议下，举行了“五方会商”：举张家泉村、赵家庄、大家万村、山西万村、大刘庄村五村之合力，修建了长52米、宽50米、深10米，蓄水量3万余方的“友谊机灌站”，一夜之间解决了几个村的吃水灌溉难题。
“两大战役”完美收官，朱彦夫更有了底气。为了寻找“光明”，1971年，他开启了一个人的万里长征之旅。
当时，10公里之遥的公社驻地已是一片灯火通明，张家泉村的夜空仍像扣着个“大黑锅”。朱彦夫找来几个人一盘算，架杆引电的材料费需要20万元。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当时架电材料奇缺，供电部门也爱莫能助。
临行前，朱彦夫在油灯下扒拉着所有熟人、朋友和战友们的地址、电话，又密密麻麻地誊写在一个小本本上。揣上刚刚发到手的伤残金，背着一口袋煎饼，蹒跚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村口。
习惯于露宿街头的朱彦夫，从旅馆旁擦肩而过也不瞥上一眼，甚至连几分钱的大车店也舍不得住。夕阳西下，倦鸟归林。朱彦夫就找个僻静的地方，枕着假肢倒地而睡。路人以为他是要饭的，就在他身边放点钱。
看似一次寻常的“出山”，朱彦夫的“化缘”之路历时7年。漫漫3万多公里的跋涉，终于凑齐了架电费。朱彦夫还从中“收获”了四种行走方法：立着走，跪着走，爬着走，滚着走。其实，他还有第五种方法，那就是“用心走”。用上“心”才走出了一条点燃山村的光明之路。
通电的那一刻，乡亲们兴奋地将这位断臂残腿的“普罗米修斯”高高抛向空中。喜极而泣的孩子们将黑乎乎的煤油灯往地上狠狠地一掷，摔个稀巴烂。
山顶松柏戴帽，山间果树缠腰，山下粮丰林茂，这是张家泉村巨变后的真实写照。
吾心如斯
这年冬天冷得特别狠。
一辆卡车开进了朱彦夫的院子，二话不说卸到地上一车煤。朱彦夫从抽屉里数出一把钱，差女儿送给拉煤的人。随着煤车渐渐远去的声音，女儿拉着脸回来了，说人家死活不要。后来，朱彦夫又叫女儿一连去县里三次都没有送下。
大年初一，县民政局的领导登门看望朱彦夫。一进门，发现院里那堆煤纹丝未动。裹着军大衣的朱彦夫坐在炕沿。盆里缸里的水结着一层薄冰。
“彦夫同志，这取火煤是根据国家文件你该享受的。天这么冷，守着煤不点炉子，你这是图个啥？”
“烧着不花钱的煤是暖和了，可那是滋生腐化堕落的‘温床’啊！”朱彦夫的表情愈发凝重了。
1964年1月26日，朱彦夫在家里召开支委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提出个新鲜名词叫“洗洗澡”。看着一脸茫然的支委们，朱彦夫又解释道，不是洗身体，而是“洗思想”。
“洗”到晌午，“洗”出了98条。集体18条。每个支委都有几条，而最多的一位支委竟有51条。唯独朱彦夫“空白”。支委们都说，从朱书记的身上确实“洗”不出污渍来。
显然，朱彦夫对这样的结果不满。他自我剖析地说：“我是一名伤残军人，又是村干部，各级组织给了我许多照顾。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让所谓的‘照顾’变味，让这种特权合法化。”
他摘了墨镜，捧起日记本，“洗”出了自己4条“问题”。
“这是哪来的玉米？”一天傍晚，朱彦夫从外面回来，见到锅里有四根玉米，劈头就问。
“是向欣放学后帮着收庄稼，大队犒劳孩子的。”媳妇陈希永正准备生火起灶。
“不行，拿上送回去！”
“人家奖励的，又不是偷的。你就让孩子解解馋吧。”
“说不行就是不行，集体的东西谁也甭想多沾一点！”朱彦夫一脸铁青像个断臂包公。
“孩子们跟着你可倒霉了，连个棒子也吃不上。”陈希永“腾”地起身，气得把火柴摔到地上。
队长褚万福收工路过，里面的争吵声从院墙外听得清清楚楚。他转头朝朱彦夫的家走去，正好碰上送玉米的四女儿朱向欣。
“老朱呀，你身体残成这个样子了，还天天为村民们这么操心费神的。别说4个，吃40个都不多。我敢保证，全村没有一个有意见的……”
“全村这么多社员，你拿一点，我拿一点的，集体经济不就垮了吗！”顿了顿，朱彦夫又提高了嗓门儿说：“我们家出了一个特等残废，绝不能再出一个‘特等公民’！”朱彦夫字字铿锵，直戳心底。
朱向欣委屈得掉了泪，抱着4个玉米朝大队部走去。
中秋节前的一天，妻子陈希永从日照的娘家带回两筐咸鱼。喜出望外的朱彦夫对着媳妇喋喋不休地说着：“你可办了件好事。”陈希永心里嘀咕着，丈夫一辈子没这么夸过自己，两筐咸鱼值当让他那么高兴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果然，朱彦夫在本子上划拉了半天，对媳妇说：“八月十五快到了，村里啥也没有，正好把咸鱼分给乡亲们过节。”陈希永虽心里不太情愿，知道犟不过朱彦夫，只好顺和着丈夫的想法，给每户送去三条鱼。当离开最后一户人家时，傻眼了：少算了一户。万般无奈，只好从自己家拿出两条送去。
仲秋之夜，朱家的晚饭唯一看上眼的菜是一尾小咸鱼。一家老少九口人围着这盘“海鲜”，你推他让，谁也不肯动筷。家里好几个月闻不到荤味了，馋极了的孩子们用筷子头蘸着鱼汤在嘴里吧哒着……
一条咸鱼的故事，在张家泉村民的口中传为暖心佳话。
两件事让朱彦夫久久不能释怀。他先是成为“不孝之子”，然后又“冒犯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
75岁的母亲因患肝癌，1975年秋天去世。当时，沂源县刚刚推行农村殡葬改革。庄稼人祖祖辈辈都是死后黄土埋身，哪一个愿意让一把火烧了的？临终前，母亲拉着朱彦夫的手说：“儿呀，千万别把娘烧了，入土为安啊！”朱彦夫一边点头，一边扭过脸去，不让母亲看到他的眼泪。
没想到，老人一闭眼，朱彦夫就让大队长张茂兴去办火化手续。张茂兴不肯，说：“该让‘国家功臣’的母亲土葬。”朱彦夫嘴唇在猛烈颤抖着：“咱是党员，咱不带头谁带头呀！”
下葬那天，朱彦夫抱着母亲的骨灰盒泣不成声地说：“娘，儿不孝了，等儿到了那边再伺候您……”
2010年，朱彦夫的媳妇陈希永患上了绝症。几天几夜不进食的她，像一根几近熬干了油的灯芯。
“彦夫，我觉得快不行了，赶紧给县上打个电话，送我去医院……”陈希永气若游丝，音调中带有哀求。
“给县上要车……”朱彦夫头一回犹豫不绝。一声不吭的他，像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沉默了好一阵子，干涸多年的左眼窝竟沁出泪花。4年前，朱彦夫突发脑栓塞，都是儿子和女婿用自行车驮着去医院，一次也没动用过“四个轮”的特权。
如万箭穿心的朱彦夫不时地为妻子扯扯被子，掖掖被角。半身不遂的“肉墩子”不易掌握平衡，加之残臂不听使唤。在一次斜身掖被角时失去重心，重重地砸在妻子身上，然后两个人同时滚落床下……
那一夜天很黑，好像黑得再也亮不了了。
天亮的时候，陈希永再也没有醒来。
永远冲锋的“战士”
1982年，年逾半百的朱彦夫主动让贤，辞去担任了25年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老伴和子女们这样想，他终于可以素素静静地颐养天年了。
骨山血河的“二五〇”高地上，连长临终前对朱彦夫说：“如果你活下来，把战友们的壮举汇报给祖国和人民……”3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朱彦夫始终铭记。他要把这段历史写成书，让更多的人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独”具慧眼的“战士”又瞄准了下一个新“高地”。攻克这座“高地”不用枪杆子，也不用锄杆子，而是用笔杆子。
朱彦夫把被子叠成“方块”，垫在大腿上，再把写字板放到被子上。用嘴衔着笔，一笔一画地写着。这种写作方式，必得低头弯腰到60度，把残躯蜷缩成球状才能实现，体力消耗特别大。火上浇油的是，口涎顺着笔壳流下来，洇湿了刚刚写好的字迹。朱彦夫不得不再换一张稿纸。就这样，从起初每天只能写十几个字到后来能完成几百个字了。一年后，他淘汰了用嘴衔笔这种“原始”动作，发明了断臂绑笔，双臂夹笔的书写方法，效率倍增。
耗时7载，用掉半吨纸。朱彦夫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33万字的书稿。一本由“无手人”撰写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问世了。多年来，这本励志的“饕餮大餐”再版了几十次。几年后，朱彦夫第二部书《男儿无悔》也出版了。在普通人眼里，千斤重的纸稿已经了不起了。可在朱彦夫的笔下，字字千钧！
令人始料不及的“化学反应”来了：朱彦夫一时间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会邀请函。这恰好迎合了“残疾作家”的愿望。他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世上还有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
1000多场报告会，几百万人受益。所到之处都引起强烈的共鸣。14年的“传经布道”中，他不仅分文不取，也没“享用”过一箪食、一瓢饮……
俄罗斯《真理报》在1996年10月21日刊登了记者安克鲁申斯基的文章，他这样评价朱彦夫：这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英雄人物的生平，似乎是平行地发展着，甚至“中国的保尔”更有过之。
2014年春，中共山东省委、淄博市委、沂源县委陆续发出了向当代“保尔”朱彦夫学习的决定。这是继1996年之后，齐鲁大地再次掀起向这位“时代楷模”学习的热潮。
一个个来自北京的喜讯次第传到沂蒙山区的张家泉村：全国自强模范先进个人，中国消除贫困感动奖，全国社会扶贫先进个人，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敬业奉献模范称号……因重残体弱，朱彦夫不能前往现场领奖。朱彦夫的女儿朱向华、朱向欣，儿子朱向峰分别在京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总书记叮嘱他们：一定要照顾好老人。
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钢铁战士”已近垂垂迟暮：骤降的视力不能读书了，肌肉萎缩的断臂不能写字了，负累沉重的残腿不能走路了……可他还有一颗痴情不改，跳动有力的心。
每个清晨，85岁的朱彦夫总是庄重地做好一件事：一副假肢整整齐齐摆放在床头。“脚”上的一双黄军鞋鞋头始终朝外。这是一名战士冲锋前的准备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