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斐

　　文化的本质是创造，由此而决定了不可逆性从来就是一切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的最本质特征。故而，原创力始终都是其生命的韵律和价值的精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习近平总书记将优秀文艺作品定位为“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时，也就强烈地要求文艺家在创作中决不能花拳绣腿、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自我炒作，而是定当“笃定恒心、倾注心血”，在激发原创力上下功夫，做到“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事实上，自从有文化以来，举凡能够成为经世之作者，无一不是独特的艺术发现和极具创新特质的思想结晶与美学构制。

　　一

　　只有秉具深刻而独特的时代内容、思想内涵、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才会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也才会在经久不辍的口碑相传中，渐入人类的智慧舱门和精神宝库，并深深地积淀在历史脉动和社会变革的底蕴之中，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正因为如此，具有肇发性和拓异性的独立探求与独特创造，就不仅被尊奉为文化的特质和天性，而且更被看成是文化之生命与价值的至高体现。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中，原创者是天才，模仿者是奴才，摹袭者是蠢才。话丑理端，其所道破的恰恰是文化创造中一个不贰真谛。事实上，从孔子、屈原到李白、杜甫，再到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曹雪芹，直至鲁迅，又有谁个不是在独立的开拓性创造中通过铸冶文化宏构和创作文艺精品而达臻钤印人情世态、熠耀精神光彩之目的呢？

　　这是一种历史的规约，更是一个文化的法度。古往今来，举凡要在和能在精神创造上垦异拓蹊并直达巅峰者，就无一不是对这规约的忠实执守和对这法度的真诚践行。司马迁之所以要将屈原的《离骚》和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论，给予崇高的道德和美学评价；李白之所以要感同身受地抒写“屈原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苏轼之所以要称道王维的诗画“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更见运笔“神俊”、“敛衽无间”。在整个清代文化显学中，之所以会形成“红”、“兰”相映、日月争辉的格局，完全是由于《红楼梦》和纳兰性德词作所撷获的杰出成就和所具有的崇高价值造成的，而支撑和驱动这巨大成就的质点与力源，则恰恰是其独诣佳境的原创性。

　　自明朝末年袁宏道从“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的残卷中发掘出青藤艺术的内蕴价值之后，徐渭的诗、书、画、文就一直以其炳辉史册的独创性而深为世人所倾倒，乃至就连娴于诗画创作的郑板桥也自称甘当徐渭门下的走狗，而被尊为“画坛老泰山”的齐白石则把无缘为徐渭抻纸磨墨叹为终生之憾事。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当革命潮涌之际，田汉、聂耳、艾思奇等人居然能以其搦管之力而引发千军万马之效，何故呢？惟因《义勇军进行曲》和《大众哲学》，均以其无与伦比的独创性而生发出夺人心魄的精神震慑力。至于鲁迅，那就更是在其丰富而深邃、瑰奇而精致的独特文化创造中，不仅塑造了一系列钤刻着时代印迹和民族特质的艺术典型，而且犹如黄钟大吕、惊雷鼙鼓般地宣示了深蕴民族大义的警世恒言，从而在独特的艺术创造中将文化的力量和文艺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真乃功莫大焉！

　　恩格斯对马克思进行学术评价时，所强调指出的则是：“马克思在人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的写作时，则说，尽管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但为了完成这一创造性工作，我不得不每天都工作16个小时以上。

　　文化的独创性何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憾和巨大的精神威力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是一种以新而美的形式对社会生活与时代变革的艺术写真和对人之情愫与心灵的激情调度，并在这个过程中既极富情致地揭示了精神世界的奥秘，又非常个性化地张扬了艺术情韵的真愫，从而在强烈的美感和巨大的魅力中给人以思想的引导、精神的哺养和道德的提升。

　　显然，文化的功能和旨向，是要通过艺术的方式而作用于人的情感、智能、思想和精神的。但是文化却不能硬性灌输，不能强制受众对之加以接受和认同，而是必须做到让人在欣悦和自觉中主动亲近和自觉吸纳，并在这个过程中于不意之间感悟和接受文化之内蕴精神的熏陶与濡染，从而在审美中得到启发、充实、升华和提高。文化要以这样的方式发挥这样的作用，就必须做到表里俱新、形质兼优、气韵鲜卓、内蕴覃厚，不但要能够强烈地吸引人和感染人，能够给人以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而且尤其要有品位、有韵味、有涵寓，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在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能够使人从中得到心灵慰藉和精神哺养，能够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就最赋有这样的素质功能和艺术品格。因为具有独创性的文化不仅在内容上是对生活原汁的首次提炼和展示，而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着与其内容相匹配的新颖和独特。它既不可能是“新瓶装旧酒”，也不可能是“旧笼屉蒸新馍”，更不可能是“旧瓶装旧酒”和“旧笼屉蒸旧馍”。否则，那还算什么独创呢？所谓“独创”，就是惟一的创造，不可逆的创造、个性化的创造和前人与他人不曾有过的创造。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中的原创性所代表和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独创性。原创，即是首创，即是第一次创造，也就是无拓模、无依傍、无因袭、不重复的独特创造。既然这样，那就肯定和一定要从内容到形式、从事件到场景、从人物到情节、从构思到意境、从题材到旨向、从品位到韵味等，都具有肇始之质和独到之处。这样的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无疑会以其形神俱新、俱佳、俱深、俱美而深得受众的喜爱和社会的钟情，并因此而得以极为广泛、充分、强烈地展示文化的风采和发挥文艺的效能。

　　二

　　独创性——原创力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其秉有形神俱新、俱佳、俱深、俱美的素质与特点。然而独创性——原创力的获取与实现，却并非是唾手可得。它是要付出辛劳的，尤其需要具有对生活、时代、社会和人的深刻体验与理解，对历史和时代的透彻认识与精准把握，对艺术和美的耐心砥砺与娴稔运作，对真谛和理想的热烈憧憬与执著追求。否则，便会出现独创性、原创力的萎缩与匮乏，并因此而使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陷于平庸与猥琐。在创造和创作实践中，我们常常会不期然地陷于这样的困境和经受这样的煎熬，即由于原创力的稀释与匮乏，乃致我们在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中常常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事实，即一面是创作数量的激增，而另一面则是精品佳作的稀疏与难觅。特别是在有如云遮雾罩的创作大潮中更鲜见思想深刻、艺术精到、具有强大精神震撼力和时代标识性的艺术佳构与文化巨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虽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根本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由于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的原创力匮乏所致。

　　这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之憾，更是我们心中的文化之痛。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化收成，这更不是我们所应有的文艺生态。因为无论在时代条件、社会条件和精神条件方面，抑或在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方面，我们都大大优于以往的任何时代，当然就更是曾为中华民族奉献文化巨制和文艺精品的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和鲁迅们的时代所远远不可比及的。那么，我们的原创力有什么理由衰减？我们的精品佳作又为何原因罕见？

　　没有，任何理由都没有。如果硬要说有，那也就只能是创作主体的原因了，症结就在于浮躁、怠惰、浅薄和趋利，就在于对人民大众的冷漠，对社会变革的睽隔、对现实生活的疏离和对时代精神的拂逆，就在于热忱的退隐、激情的蛰伏、责任心的消泯和使命感的淡化。一些文化创造者和文艺创作者并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一项崇高的社会担当和精神创造，而只是把它作为吃饭的营生和赚钱的工具。于是，在文化场中，一些与规约和矩度相违、与良知和道义相悖的不当作为便频有所现，诸如什么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崇高的文化精神呀，用媚俗的俯就之风迎合粗鄙的惰性享乐呀，利用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一味片面追求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呀，在文化架构中蓄意设置丧失道德底线的噱头与卖点呀，将娱乐至上和收视率为王奉为文化创造和市场营运的不贰法条呀，等等。

　　如此这般，又怎能不禁锢和扼制文化的原创力、消解和屏蔽文化的独创性呢？举凡出现在文化场中的种种媚俗、趋利之举和粗鄙之风，其实都是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如此走形变样的文化期待和价值追索中，又怎么会有良好的文化果实可供采摘呢！

　　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完全属于可预之虞。但这同时也是反常的、悖理的，必须加以扭转与纠正。

　　按说，我们现在的出版社有579家，文艺报刊多达600余种，每年的各类出版物总量超过30万种，每年仅纸质印行的长篇小说都在5000部以上。此外，在1000余家综合网站和四五百家专业文学网站上，也有大量文艺作品面世。每年除了产出400多部电影和500多部电视剧之外，还有200多部动漫作品会在不同时段走上荧屏。应该说我们已经是一个产出量相当庞大的文化制造和文艺创作大国了，但我们同时却又是一个缺乏精品佳作的文化入超国。我们的文化产品在产量和效能的比值上显然还处于失衡状态。何以然呢？原因就在于佳作少，影响小，效能差。又何以然呢？原因就在于创意不济，独创性差，原创力匮乏。

　　既原创力匮乏，而又深为骛名盈利所焦虑，那就只能以低俗的审美趣味和拙劣的艺术组装而饥不择食地或掠取生活泡沫而制造文化噱头，或猎杀经典名作而游戏现实人生，或在搞笑中将庄严的人生主题庸俗化，或以粗鄙的时尚之风使清淳的精神灵愫变为意识浑浊。其结果，当然只能像社会所诟病和受众所怨尤的那样：媚俗的文化蚀人志，撸钱的文艺不养心。

　　这既不是文化的正常生态，更不是文艺的应有效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化原创力的匮乏和文艺创新能力的走低，而提升创新能力和振兴文化原创力的关键，则在于文化创造主体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刻撄及时代精神的中枢和深切感受改革大潮的涛漪；必须切实走向人民群众，切实沉入社会底层，切实赋有干预生活、志在担当的社会责任和民胞物与、世情康阜的人文情怀；必须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和具有“抱诚守真”、“利以义制”的情怀与品性；必须不断锤炼艺术功力和淳化人生境界，笃定和夯实苦心孤诣铸佳作、呕心沥血创精品的夙愿与追求。

　　这并不是苛求，而是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文化创造者和文艺创作者想要获致和提升独创性——原创力的必由之路与必秉之质。历史上的文化硕儒和现实中的文艺才俊，不就都以其确凿的创优弘绩、铸冶精品之实践而兑证了这一亘世铁律与赫然事实么！柳青为了写《创业史》，不仅长期落户到长安县皇甫村，而且彻底地融化在村民中间，真真正正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在整个生活过程和生命历程中都与那里的村民感同身受。作为党史人物和“鲁艺”名师的周立波，本可自然而然地在京城当官、驭权、享福，可他却偏偏要举家迁往益阳乡下，在那里住土屋、吃粗饭、耕大田、喂仔猪、采茶子花、看花鼓戏，捐出稿费为村里种梨园。他正是这样在与乡亲们的“厮混”中实现了心灵诗化、情感挚化、境界淳化，接连写出了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一系列精品力作。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一生中有两次从北京迁回山西农村的经历。他的生活之基、生命之根和创作之源，始终都深蕴于最能给他激情与灵感的晋汾大地。而以《白鹿原》名世的陈忠实，则正是从对白鹿原的历久融入与情甘如饴中才淘练出了具有史诗品质的小说名作。

　　这样的例子在大师名家中，是不胜枚举的，从司马迁、曹雪芹到鲁迅皆概莫能外。显然，它决不是个别的体验和偶发的事例，而是一个极具恒久意义和普遍性的规律。然而，曾几何时，却有人认为这是过时之法与冬烘之举，并以宾馆文学、身边琐事、“表现自我”和“回归内心”取代之，继而更有玩文学、谑文化、纯艺术的兴起，乃至把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全然当成了逗乐的玩意儿和挣钱的工具。如此这般，又怎能期望原创力的生成、增殖与提升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像柳青、周立波、赵树理、马烽等作家对生活的深入，决不仅仅是一种寻觅原型和发现题材的方法，而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它尤其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的实践体现，是一种对人民的崇敬、对生活的挚爱、对社会变革的参与和对文艺创作的敬畏，更是一种以情感转移和生命感悟为标识而献身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的纯正操守与博大情怀。这从他们屡次提出降低稿费、多次主动捐献稿费，直至自觉放弃工资的具体事态中，便可洞见其透明的心灵底板和清纯的精神世界。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极为正常而简单，正如赵树理所说：“写作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责任。既已拿了国家的稿费，当然就不应该再拿国家的工资了。”而周立波在收到来自苏联的斯大林文艺资金后，却当即悉数交公，用于社会集体事业。这种觉悟和境界，与他们深入生活、走向民众、沉入底层的生存方式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熠的，所体现的正是一个文化创造者的纯正灵魂与高尚人格。这，才是他们原创力旺盛的动力源与内驱力。因果对应是一个不变的法则。因此，在他们的收获中除了精品的频出和创造力的勃发之外，更有品格的淬冶与精神的升华。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心愫与人生的全方位升华和实践性回答。这不仅是真挚的，更是圣洁的。

　　如若不信，当可一试，收获定会大大出乎你的预料。因为文化的原创力就正蕴存于这种极可宝贵而又难得的崇高与明馨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而这源泉的寻获与拥有，则有赖于文艺家们以笃情矢志，不断开拓和提升原创力。因为“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而是要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让人们从中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为此，我们就必须不断开掘和提升原创力，并以之作为权重而寻获文化创造和文艺创作的“芯”与“魂”，信心满满地用以建构和铺设文化的创造机制与文艺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