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 1939年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1936年 沙飞摄

八路军在河北灵寿县陈庄战斗中 1939年 沙飞摄

河北阜平，征兵活动中十几岁的报名者 1938年 沙飞摄

白求恩在唐河游泳 1938年 沙飞摄

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 1940年 沙飞摄

战斗在古长城 1938年 沙飞摄

    展览：

    光影岿然——沙飞的艺术·理念·行动

    时间：

    2017年8月18日至9月26日

    地点：

    北京画院美术馆

    我并不是专业的摄影人士，对于摄影的术语也知之有限。有幸的是，在筹备沙飞展览的过程中，我得以有机会看到这些记录了历史的照片，有机会试着从这些照片中去还原沙飞的人生，靠近这个曾经炽热地散发出光芒的生命。我更愿意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从非摄影专业人士的视角去解读这些照片，如果艺术的感动不是来自于技法的熟练，而是心性的感动的话，让我们试着抛开知识层面的解读，去直面照片中的人与照片外的沙飞。虽然这些照片已经过去了80多年，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使用的摄影设备也变成了可以随身携带随时可拍的手机，或者更为精密复杂的数码相机，但为何我们还是会被沙飞的照片所感动？

    从风景到风云

    1912年沙飞出生在广州潮音街一个商人家庭，原名司徒传。

    1926年14岁的沙飞从无线电学校毕业，以报国的一腔热忱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北伐回来后，便在汕头电台从事报务员工作。1933年沙飞与电台同事王辉（原名王秀荔）登记结婚，带着新买的照相机，他们开始了蜜月旅行，这部相机成为沙飞摄影的开始，他没有想到，日后他的命运将因摄影而发生巨大的改变。

    沙飞日渐对摄影痴迷，于1935年6月加入到黑白影社，“黑白影社”是三十年代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社团。沙飞受到当时摄影风格的影响，追求具有中国画诗意境界的摄影风格，这一时期，他的镜头多对准中国农村的田园风光，拍摄了《渔光曲》、《绿波留恋浣纱人》等作品，水波潋滟的照片传达了中国文化中渔樵耕读的美好。

    中国式的美好田园与山水，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究竟能够保持多久？作为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我想沙飞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可能不止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偶然在一本外国画报上看到了1914年裴迪南大公被枪杀的照片时候，似乎突然有了自己的答案——用相机记录历史，由此他的摄影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他曾多次前往南澳岛，一开始被南澳岛秀美的风光所吸引，拍摄渔民生活的场景和岛上风光。在和岛民的交谈中，沙飞得知日本浪人在岛上胡作非为，他敏感地感受到南澳岛时事上的变化。南澳岛自古以来素有“闽粤咽喉”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1936年他以《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为题，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发表了一整版照片，南澳岛优美的风光和标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意图警醒大众关注日本对华侵略的野心。沙飞从痴迷于拍出优美照片的摄影爱好者，变为将摄影当作改造社会工具的摄影师，他作品中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

    定格“印象鲁迅”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对于充满抱负和野心的人来说，具有无限魅力，这里有十里洋场，有最新鲜的事物，有各种各样的机会。1936年8月沙飞不顾家人的反对，离开汕头前往上海，追寻他的摄影之梦。

    沙飞和许多初到上海的外地人一样，对这个繁华的城市充满了好奇。但不久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极度矛盾的城市，既有拥有一切的富人，也有极度贫困的穷人，他将镜头对准了车夫、码头工人、流浪者这些最底层的人群，拍摄了《生命的呼喊》、《码头工人》等照片。这些照片注重构图、视角和光线，但核心是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不公。

    在到上海一个多月后的10月8日，沙飞见到了鲁迅。

    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他将西方现代木刻介绍到中国，旨在唤起民众的觉醒，改造社会。一批进步的青年艺术家响应鲁迅的号召，积极地参与到新兴木刻运动中，沙飞的好友黄新波、李桦都是当时具有进步意识的青年木刻家，他时常和他们在一起聚会交流。

    1936年10月6日至8日，“第二次全国木刻运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举行。沙飞和朋友们一起筹备展览，忙得不亦乐乎。在展览的最后一天，鲁迅先生来到展览现场和青年木刻家们交流，沙飞拿起相机激动地拍下了鲁迅。

    在沙飞的照片中，鲁迅被青年木刻家围绕着，他虽并不在照片的中心，但每个观看照片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落在鲁迅身上，沙飞巧妙地让鲁迅成为视觉的焦点。鲁迅清癯苍白的面容，带着坚毅、亲切的表情和年轻的艺术家们交谈，沙飞捕捉到鲁迅最具有代表性的神情，这些照片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一种符号，成为我们心目中“鲁迅印象”的一部分。

    然而当沙飞还沉浸在见到鲁迅、拍摄到鲁迅的兴奋中时，却在11天之后的10月19日突然接到了鲁迅去世的消息，他来不及细想，迅速奔向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的寓所，拍摄到了鲁迅最后的遗容。在沙飞的镜头中，鲁迅安详地躺在床上，似是安睡一般，他轮廓分明的脸庞，在黑白的影像中具有一种木刻般的力量。沙飞拍摄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他在葬礼现场不停地寻找更好地角度，拍下葬礼上签名的女童，灵车驶出殡仪馆，送行的队伍，他关注从何角度更能刻画现实，增强照片的效果，也关注在事件中的个体的行为和表情。

    他听到有人说鲁迅是被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这不经意的私语，成为沙飞命运的伏笔。

    鲁迅是沙飞一生的精神偶像，鲁迅所秉持的美术应该为普罗大众服务，要成为改造社会的武器，从而改变国民精神的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沙飞。他将鲁迅的底片放到小盒子里贴身携带，直到去世的那一天随他一起长眠于地下，永不分离。

    白求恩遗嘱：“相机给沙飞”

    1937年，沙飞作为全民通讯社的记者，曾两次到五台山采访八路军。12月，沙飞在河北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他是抗战时期第一个到华北晋察冀军区参军的知识分子。聂荣臻破格提拔沙飞，任命他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

    沙飞满怀热忱地拍摄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军民的战斗和生活，镜头下的照片更加丰富起来，从个体到群体，他将自己的生命灌注到每一张照片中。摄影与其他艺术的不同在于，它是镜头外的客观和摄影师主观的结合，同一场景，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线下拍摄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完全不同。根据地物资极度短缺，沙飞用有限的器材尽己所能拍摄出具有风格和影响力的照片。

    他拍摄的陈庄战斗，选取了三个战士趴在屋顶上射击的镜头，因为战争的原因，摄影师无法从正面拍摄，也无法站在一个俯视的角度拍摄，但我们可以将自己放置在沙飞的视角去观看照片，沙飞在保障战斗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爬到一个高点，从侧后方平行地拍摄了三位战士的姿态，为我们呈现出了当时战斗的鲜活场景。

    沙飞擅长为照片赋予更多的深意，他拍摄的著名照片《战斗在古长城》，战士们沿着古长城排开，准备射击敌人。沙飞巧妙地利用了长城这一中华民族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再将战士们的身影融合在其中，这对于抗日战争的宣传具有非凡的意义，这张照片日后被不断地复制使用，就是因为它具有的鲜明的符号化功能。他所拍摄的《河北阜平，征兵活动中十几岁的报名者》，也是将两位参军少年的身影放置在毛泽东的肖像和民国国旗前，这些具有标识性的物象集中在一起时，赋予了照片更多可读性的内涵，值得一看再看。

    战争是残酷的，个体生命被剥夺，个体的命运被改变，沙飞的影像却传递出战争中生命的温暖。不同于我们所认知的白求恩医生，他镜头下的白求恩，这位受西方教育长大的加拿大人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唐河里裸泳，在山坡上晒日光浴，因为身边的通讯员小何同志为他煮了一枚嫩度正好的溏心鸡蛋，高兴地把自己的外文画报送给他做奖励。沙飞并不仅仅是以记者的身份拍下这些场景，而是从朋友的视角，记录白求恩的生活。白求恩的遗嘱中写道：“相机给沙飞”。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沙飞还拍下了聂荣臻和日本孤儿美穗子，美穗子的父母在八路军进攻中亡故，六岁的美穗子和两岁的妹妹被送到聂荣臻处，聂荣臻指示将两个孩子送回日方转其亲属抚育。在短暂相处的日子里，聂荣臻走到哪里，美穗子就走到哪里，用小手拽着聂荣臻的马裤。沙飞以镜头记录下来了一段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记录下了孤儿美穗子的眼神和表情，孩子微皱的眉头，战争中失去至亲的创伤无法在短时间内弥合。但她也以孩子直觉的信任拉住聂荣臻的手，接受八路军战士喂给她的食物。一个弱小生命在战争中等待未知的命运的不安感，在沙飞的照片中有所体现。摄影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客观不由拍摄者所决定，因而摄影作品能够感动人原因之一在于记录了时间中的真实性。

    1937年以后由于日军的全面侵华，爱国知识分子往后方转移，之前具有进步思想的杂志画报陆续停刊，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却在聂荣臻的大力支持下于1942年7月7日发布了创刊号。《晋察冀画报》不但面对根据地军民，更是面对全国、全世界，从一开始就采用中英文双语。晋察冀画报社六年的历史中，共出版了13期，印刷了约32000份，对外发稿5万余张，举办影展300余次，传播到延安、重庆，甚至国外，培养了一支专业的摄影队伍，保存了珍贵底片和照片资料。在这个距离日本据点最近时只有15公里的画报社，沙飞用全部生命的热情完成了他认为的最重要的工作，画报成为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他是握有武器的战士。

    灿若流星的人生

    沙飞的一生灿烂短暂如烟火，如流星。从因1936年拍摄鲁迅的照片而出名，到1948年《晋察冀画报》停刊，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中，他将自己全部的热情投射到摄影中，创造了中国摄影的奇迹。如今站在他所拍摄的照片前，我们仍能够感受到他照片中人的生命状态，他不但将真实的场景记录下来，还将真实的情感状态记录下来。

    回望沙飞这一辈人，有人说他们是革命者，也有人说他们是艺术家。沙飞曾说：“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他的名字也由此而来，古元所创作的第一幅木刻作品是《走向自由》，在那样一个充满了苦难的时代里，他们追寻的是自由。为了身体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个体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他们由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变为了革命者，革命的理想和他们的人生理想相重合，以真实的、热烈的感情投入到革命和革命创作中，这份真实正是艺术所需要的赤诚之心，作品因为真情而感人，并可穿越时间。

    沙飞在他的摄影作品中获得了自由，任他的想法去表现世界，记录世界；任他的观念去通过摄影改变社会，改变世界。他或许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们站在他的摄影作品前，除了看到了历史，也看了人性中的冷与暖，感受到了镜头外的他曾站立过的地方和他的视角。他们是革命家，也是艺术家，无论是革命还是艺术，都因他们的真实而值得被尊敬。

    偶然一天，听到了美国民谣歌手Don McLean写给梵高的歌《Vincent》：

    如今我才明白你想要对我说的什么

    你是怎样受着清醒之苦

    你是怎样不受控制地试图安置好他们

    他们不会倾听，他们不知道如何倾听

    或许现在他们会

    沙飞也曾痴迷于梵高的画作。

    这些年过去了，我们愿意倾听你照片中想要述说的一切。

    痛哉！战士之死

    1948年，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日本医生津泽胜是他的主治医师。当时的和平医院有一些日本医生，他们并不是战俘，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在解放军医院工作，津泽胜技术好，对人和蔼，很受医护人员的爱戴。沙飞的肺结核病在津泽的治疗下，也有好转的迹象。但沙飞对津泽胜一直不信任，认为津泽胜用X光机透视，是在对病人进行隐蔽手段的杀害。他对妻子说：“那个日本大夫是特务，他要用X光消灭我的细胞，使我慢慢死去，鲁迅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又来害我。”

    其时，那时沙飞的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周围的人回忆，他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手不停地做动作，甚至开始出现幻觉，行为也变得极端。战争对沙飞造成了极大的创伤，1943年反扫荡时，沙飞的九位战友被日军杀害，他的脚受了重伤，差点截肢。和他关系较好的保卫部长余光文的妻子张立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小儿子扔到开水锅煮死，这些事深深地刺激了沙飞，张立抱着大女儿的照片便是沙飞所拍，曾经亲密的战友、可爱的孩子，瞬间就惨死于日军的暴行之下，让沙飞无法接受。战争带来的创伤难以磨灭，难以愈合。沙飞的战友白连生曾回忆说：“柏崖惨案后，沙飞精神特别失常，恨日本人。”

    1949年12月15日，沙飞用准备好的枪，向前来查房的津泽胜医生开了两枪，第二枪正中脑部，津泽胜经抢救无效死亡。

    1950年2月24日，沙飞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死刑。他仿佛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将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以坦然的态度看待死亡，赴刑场之前他提出执行时不下跪，他只是希望自己以战士的身份有尊严地死去。枪声响起，沙飞38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本版文/罗元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