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郭柯的纪录片《二十二》，故意挑了下午六点二十放映那一场。我想那个时候的影院也许只有我一个观众，好让我独自一人与亲爱的奶奶再次相见，像几年前跨越中国大地的采访，一次一次走到她们身旁。
银幕在黑暗中亮起来，平缓而抒情的乐音和一帧一帧连续的画面带来我熟悉的奶奶。眼前，韦绍兰奶奶拉着我那只冰凉的右手，林爱兰阿婆倔强的脸和眼神，陈亚扁奶奶嚼槟榔的嘴和被日本兵打痛的头，黄有良奶奶糊着草药的腿和墙上全家人的照片，毛银梅奶奶风趣的笑和脚上崭新的鞋袜，邓玉民阿婆快速吞咽的饭和无声的哭，曹黑毛大娘递给我的那支烟和一罐黄灿灿的小米，郝菊香奶奶重复的“大太君欺负我”……这些记忆，有时与电影的镜头重合，有的却只在我的《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书中。
影院里盯着银幕的人，连我只有四个。三女一男。
九十分钟，我没有听见传说中影院里莫名其妙的笑声和不知轻重的闲聊，我听见轻微的哭声和沉重的叹息，汇入我心里的悲伤和眼里的泪水。
影片中的每一条路、每一个村庄、每一位奶奶我都熟悉。
三年的采访，每次去看韦绍兰奶奶和她的混血日本儿子，我都从荔浦县城买一大块猪肉，去配合餐桌上韦奶奶种的白菜苗和红薯藤。她洗衣，不让我插手。她唱歌，说“你听不懂”，然后冲我一笑，接着唱。
邓玉民阿婆，电影里没有她。
二○一三年，在海南保亭县的苗寨什齐。九十二岁的邓阿婆往前挪了挪，弯下腰，让我帮她涂抹祛风止疼的精油。
我拉起她蓝色的斜襟外衣，这个后背已经老朽，鼓起一个小山包样的骨头，已经分不出腰和背的界限。
她已经九十二岁，背上的皮肤依然白皙细腻，只是缺少了水分和弹性。我的手指在这个驼背上轻轻推开精油，划过一个不到一寸长的小坑。我问，这是什么伤痕？
邓阿婆的回忆伴随着默默流淌的眼泪。她说，自己逃跑被日本兵的刺刀从背后杀伤。她说欺负她的日本人名字叫松木，嘴皮上有一撮难看的小胡子和一大颗黑痣。
其实，不来电影院，我也了解她们的生活和困难。但还是来电影院，因为我想看见她们。虽然这种相见如隔山听歌、隔岸观火，但我还是要感谢电影，感谢郭柯。不仅让我再次来到她们面前，抚摸她们的沧桑和伤痛，还为这部电影，给战争的罪孽、女性的苦难留下了影像的证言。
电影和文字各有方法，但却有共同的使命和责任。我的书与照片和郭柯的电影目的一致，我们的努力方向相同。郭柯一路采访拍摄面临的困难也是我的困难，他内心的纠结也是我的纠结。
从二○一二年的三月十七日，为了寻找一个传说中的“慰安妇”，我登上飞往腾冲的飞机，到二○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从桂林飞回昆明长水机场，留下一大堆机票、长途客车、动车、出租车票。除此之外，还坐过没有票的面包车、无证经营黑车、摩托车、助力车、拖拉机和马车。从云南中缅边境的畹町，到黑龙江中俄边境的东宁；从海南保亭县叫什齐的苗族山寨，到山西盂县叫七东的乡村窑洞，找到了二十七位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抗战结束七十余年，这二十七位奶奶早已老去。尽管她们的人生记忆不断模糊和散失，讲述生命的往事有时会词不达意，但那种关于自己少女时代被战争和性暴力吞噬灵魂和肉体的黑暗印记却坚固如铁，丝毫没有磨灭。
她们当中最年长的符桂英九十五岁，最年轻的刘凤孩已经八十四岁。而在电影《二十二》的末尾，她们的姓名已被四条黑线围住。
电影的画面如此亲切，让我看见自己长途跋涉，数次抵达她们生命的现场，等待那些久久埋藏的惊恐、痛哭、妥协、苟安、反抗、逃离、疯狂、绝望，甚至某种难以启齿的疼痛一点一点苏醒，缓慢而细碎地进入了我的录音笔和笔记本，并在心里堆积下来。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在书房里坐下来，敲打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记录下自己对她们悲惨人生的一点点了解和对战争恶行的愤恨。
从某种角度来说，二十七名女性被强奸、轮奸，已经足够说明战争的疯狂和残酷。然而，以“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归类的女性却有四十万。她们当中，有二十万是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
无疑，这是一个巨大而惊人的数字。
还有比数字更为惊人的是，其他类型的战争受害者，比如亲人死亡、自我伤残、丧失财产，都可以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地控诉战争的罪恶，唯有性暴力受害者忍气吞声、沉默寡言，得不到应有的同情和正视。人们对这种历史采取了轻视、回避和缺失反省的态度。
战争结束之后的多年，那些数次跨入慰安所大门的日军才有人感到后悔和羞耻。另外，公开受害经历的困难造成了调查统计的困难，也让这段历史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多年以来，受害的奶奶们不得不生活在偏僻闭塞的乡村和城镇背静的街道，永远蒙受难以摆脱的羞耻和苦涩，甚至是来自同胞和亲人的冷淡和鄙夷。她们简陋的居所、困顿的生活、惨痛的记忆、悲伤的内心、多病的身体、落寞的神情，总是让我不安和难忘。
这些，郭柯也用他的镜头和情感，做了记录。
但是，不论电影还是文字，都不能完全再现这种历史和痛楚，只是尽力感受她们深深的绝望和无法稀释的痛苦。那些被刺刀威逼带走、被汉奸哄骗离家、被性暴力折磨的记忆无法从她们的生命中彻底抹去，但愿我们的努力能为人类留下一点警示。尽管我们的视线多么狭小，表达多么局限。
电影散场。再次离别在胶片上永远活着和现实活着的奶奶，脑海中却是自己永不消逝的怀想——
在山西沁县见到姜改香大娘，她躺在家里的炕上挂着点滴、鼻孔吸着氧气，几乎不能开口说话。我把手伸进被子握着她的手，感受了最后的干瘪、冰冷、无力。她的眼睛给我一丝笑意，已有离别之兆。
五天后，姜大娘永远闭上了眼睛。她真的能闭上眼睛吗？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从昆明赶到北京，最急迫想见的是自己的新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一间办公室里，双手拿着刚从印刷厂出来的《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仿佛与封面上的何玉珍大娘再度重逢、紧紧拥抱。
两次见到的何大娘五官端正、鼻梁挺直，保存着可以追寻她年轻时候容貌美丽的几丝线索。深陷的眼窝里，眼光疲倦而浑浊，抬头看我们，有些费力。看得出，她已有老年痴呆的症状。
“您见过日本人吗？”
“见过。抓我。打我。”我吃惊，这个已经忘记自己年龄的老人，并没有忘记改变自己生命的劫难。
那一天，她去世不到一个月，不禁热泪滚滚而出。
第三次见到李美金阿婆，她正在一棵大榕树下和村里三位阿婆玩一种叫“十行”的牌。每次输赢，以一毛钱计。
阿婆在红黄绿白的纸牌中，抽出一张绿色的“象”，笑着伸到我面前，读出上面的字。
看李阿婆这么开心，我心里一阵感动，从不染指棋牌麻将的我，马上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红色的纸币给她当“赌资”。阿婆大笑，指指自己的胸口说：“谢谢你！你给我钱，我打牌安心啊！”
传说中的大美人林爱兰阿婆，坐在粉红色的塑料扶手椅上看着我们进门，尽管九十三岁，身板依然挺直，微笑着向我伸出右手，是首长接见战士的那种神色和姿态。我也伸出右手，被她紧紧一握。干脆、有力。放开，指指旁边一个木头方凳——“坐！”
感觉奇特又新鲜，我一边坐下一边观察林爱兰。
电影里的毛奶奶，和我见她时一样，头发雪白、身材瘦小、行动灵活、性格开朗。知道她是朝鲜人，就很注意她的长相，其实和身边的老人差别不大，只是脸扁长、眼也细长，耳朵很大，鼻子和人中也长。她笑着说：“九十二了，还不死。活得都不好意思了！”
采访中她告诉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国黄包车夫救了她。之后她留在中国生活，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
毛奶奶的灵魂冒着今年一月的寒冷上路回家，身体永远留在了中国。
实际上，郭柯的电影滚屏给谁的名字加框我都不会惊讶，我早已知道她们在何时上路去寻找自己的父母和祖国。没有想到的是，黄有良阿婆，竟在《二十二》上映前两天离世。电影里的身影，仿佛是最后的告别。
前几天，李凤云奶奶的义子高大叔从黑龙江省东宁县打电话来给我。说奶奶不在了也没有关系，欢迎我再去东宁，奶奶在天之灵会很高兴。
我说，奶奶不一定会认识我。见面的时候，她只残留着几丝有效记忆，手里抱着一个六十厘米长的塑胶光头娃娃，身穿一件大人剪去袖子的旧针织半高领衫，脖子上系着果绿色的围巾，贴身是一件小孩儿的紧身T恤，带着紫色和蓝色的横条。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像冬天的白雪一样耀眼，额头的发际处，有一块蚕豆大的黑色老年斑。
高大叔说他娘：“傻了，神经分裂（精神分裂）。”
我在遥远的东宁愣住了，没想到奶奶是这个病。
一九四一年她十九岁，日本人正在朝鲜招募女青年到中国做工，可以先付四百八十元钱。为了给妈妈治病，她和村里四个姑娘跟着那个朝鲜男人坐上火车，来到中国哈尔滨的阿城县进了慰安所。
那个时候，老板给她取了个新名字，叫做“西多咪”。
有姑娘逃出去又被抓回来，被打得半死。日本老板问李凤云，是想死呢，还是想跑？
高大叔说，我娘认得你，你来的时候她还没有完全傻。
我还想起几位没有赶上见面，而是从关注这群受害者多年的志愿者张双兵老师名单上认识的奶奶：郭喜翠、侯巧良、赵润梅、杨时珍、刘银哥，从日军的“炮楼”回来，不能承受身体的伤痛和内心的羞耻而发疯，终生癫狂，生活不能自理。甚至有人孤独地死去很久，却无人知晓。我的眼前，再次出现她们披头散发冲进荒野的风中，思维和人生早已破碎。
时间带走所有的消息，没让她们走进郭柯的镜头。
不论电影的镜头还是文字的叙述，都有结束的时候。而就我们今天关注的战争受害者来说，永远应该结束的，是人类无耻的欲望引发的战争和子弹。
有一个时刻我永生难忘。
当我把一个装着钱的信封递给骈焕英奶奶，她坚决不要，使劲推开我的手。她哭着，把我搂在怀里，说：“闺女，俺不要你的钱，俺只要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就行了，装了几十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