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召开。会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为主题展开研讨，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和部分学术期刊及媒体的7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精彩发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鲁品越
当代由国际垄断资本支配的霸权主义全球化，不仅每时每刻都在生产出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也在不断生产出发达国家内部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因为其在全球攫取的剩余价值绝大部分流向了垄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并且剥夺了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就业岗位与劳动技能。为了应对这些危机，霸权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垄断资源，特别是美元霸权与军事霸权，向世界各国挥舞制裁大棒，由此引起重重危机，正在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路径，这就是世界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在当代的伟大发展，同时也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元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目的的思想因素。以血缘关系为本的中华民族，一直把人自身世代繁衍（也即今天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繁衍）作为人生与社稷的最重要目的。而由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所产生的各种矛盾，把资本增值和扩张作为最高目标。《资本论》深刻地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现代霸权主义世界秩序所产生的重重矛盾，归根到底产生于国际垄断资本不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目标，而是以自身资本权力扩张为目的。因此，要解决当今国际关系深刻矛盾，必须在国际社会确立以各国人民的生存发展权为最高价值准则，以此确立国际行为标准，共同制约危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行为。各国的行为不能建立在破坏他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的基础之上，由此形成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准则。
实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路径，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和平，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当代中国道路的显著优势。新中国在没有侵略别国一寸土地、没有抢占他国一分资源财富的情况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与西方通过掠夺他国来扩张自身的发展道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今天，依靠掠夺他国来实现自身发展的道路已经直接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继承自身传统文化的中国贡献给当今世界的伟大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包容性文化。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原的农耕民族、北方游牧民族和沿海的渔猎民族等各个民族相互融合而形成的。虽然各民族之间发生过许多冲突与征战，但最后总是以相互融合为最终结局。这就使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包容性。中国重视血缘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中华民族的基本社会结构。但是中华文化并非将血缘和种族的不同视为相互排斥，而是信奉“天人合一”，认为天地化生万物而包容万物，当然也包容各个不同血缘的人，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各个民族都包容在统一体内，由此形成各民族相互融合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优秀文化传统，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是解决由垄断资本支配的霸权主义所形成的国际矛盾的正确路径。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演进
张允熠
“共同体”“联合体”等词语经常出现在马克思的著述中，然而“共同体”这一词语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曾经使用过这个词。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共同体”一词又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口头禅。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正是在批判和扬弃启蒙思想家“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阐述了三种共同体的思想。一是“自然共同体”，即原始社会共同体，这是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即“人的依赖”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二是“国家共同体”，即黑格尔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与资本主义“物的依赖”关系相适应的。但马克思批判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分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这种资产阶级国家的共同体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或“冒牌的共同体”。正是鉴于这种历史前提，马克思提出了第三种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相对于资产阶级“虚假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这个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它是可能的或必然的现实，而不是在场的或现存的现实。
现实的、在场的共同体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而提出的现实方案。有人仅仅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看成是一种外交理念，这是片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固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中高举的一面旗帜，但更是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而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当今世界，不是谁的胳膊粗、力气大，谁就说了算。那是丛林法则，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类的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原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跟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资产阶级的“虚假的共同体”具有本质区别。由于当今人类面临着许多有待治理的问题，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制等全球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什么“崛起大国要取代守成大国”，而是全球参与、全球共享的全球有效治理。
如果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跟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跟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从“虚假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迈进的过渡环节。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们将进一步接近那种“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理念也是实践
刘梁剑
所谓“事”哲学，是指从“事”的角度出发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强调人与世界通过做事发生现实的关联。一方面，现实世界生成于做事的过程；另一方面，人因事而在，做事的过程也是人展开自身、发展自身的过程。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一当代大事，我们也不妨从“事”的角度出发做点思考。
做事离不开主体。“做事”包括微观层面的“行动”和宏观层面更系统、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的“实践”，如果说前者的主体是个体，那么后者的主体则往往是群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既有个体行动的面向，更是社会实践意义上依靠群体来做之事。进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践有赖于其实践主体的范围不断拓展。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洪流之中，最终让全人类成为这一实践活动的主体，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由人类共同建构的共同体。
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首倡，但“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不只适用于中国，更不是单纯服务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利益的政治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并非当代中国人所独有，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文明传统中找到支持它、发展它的思想资源。粗略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构想，又承接中国古代及近现代以来的大同理想，同时可以涵摄吸收古今众多西方思想家关于“共同体”的深入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亟待深入阐发、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理应为全人类所有的根本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实践。这里实际上涉及两种“事”：其一，实践层面的所“作”所“为”，包括人与对象的互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二，观念性的活动，包括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是观念性的活动，也是实践性的活动，二者密切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引导。
从观念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回答以下问题：在历史的当代转折点上，世界文明向何处去？我们需要研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雅斯贝尔斯、沃格林、亨廷顿、梁漱溟、冯契、福泽谕吉、柄谷行人等东西方思想家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考察世界文明当代发展新形态，检讨“新轴心”“人类纪”“人类世”“后人类状况”“新奇点”等概念，建构一种新的世界历史叙事。进而，从这种新的世界历史叙事出发，理解正在中国展开的人类文明实践，从而获得理解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所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当代中国出现的世界史意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做事和做人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事”因人而成，特定的“事”对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人因“事”而在，“事”在改变对象的同时改变人自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既是开物成务做大事的过程，同时也是事上磨炼做工夫的过程。工夫意义上的做事，不仅是在工具理性意义上做成一件事，它的内在旨趣，还指向成己、成人与成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完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件“事”，还要提升做事者的内在精神，使其成为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大”人。这样的“大”人，关切涉事之物、己、人的内在价值，进而在它们身上投下精神性的光辉，在宇宙本体的背景之中领会它们更加宽广深远的意义。（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万物一体”的超越
朱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万物一体”的思想传统。“万物一体”思想主张从“合异求同”的互融、互通的维度理解世界，对于我们今天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思想资源的意义。
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就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面对纷纭的社会生活以及围绕社会生活的言说乱象，庄子强调以一种“混同为一”的视角来看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他主张超越自我中心主义，游心于大化，从“齐同”的视角来看待对象世界，破除人与物、他人与自我之间的隔阂。
在儒家那里，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相合，人与天地万物的命运与共，被视作是人值得追求的崇高精神境界。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宋明理学时期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一体”的主张。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程颢则将“万物一体”作为仁者情怀的核心内容。王阳明进一步深化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将血亲伦理观念扩展到血亲之外，甚至拓展到鸟兽、草木、瓦石等自然存在物，从而彻底将世界万物、人间万民的命运与自己个体的命运关联起来，将个体存在与宇宙之在、人类之在关联起来，提出了“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的秩序主张。
“万物一体”的认知传统和理想秩序，超越人与世界的分裂或者对立关系，将人与对象世界融为一体来理解世界，体现了中国哲学家面对世界时“物来顺应、廓然大公”的格局与情怀，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家将人类自身的命运放到宇宙大化中来思考人类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恢宏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万物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以及理解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视角，积极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展现当代中国融入世界、担负世界、发展世界的气度和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新型国际关系为着眼点，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国参与解决世界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了“万物一体”思想，主张以去除隔阂、消除差异、寻求共识、推动共融发展作为应对世界的方略，可以说是将“万物一体”思想具体到了国际关系、全球发展的场域。“万物一体”强调的是抽象的人与世界的同一关系，无论是人与自然的一体，还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伦理一体化，表达的都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形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当前历史阶段国际关系的理想范式，也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发展的具体走向，将“万物一体”的抽象原则变成具体路线，将形而上原则变成政治方略，因而更加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暨华东师范大学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创新研究基地研究员）
“忠恕”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有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忠恕”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维护世界多样性、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忠恕”是孔子的门生曾参概括的，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平常的道德实践当中，孔子偏重在恕，在《论语·卫灵公》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首先，“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就会产生进步。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国情、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习俗，孕育了不同的文明。文明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和对话，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包容合作中共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以和而不同的姿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与分歧。
忠恕文化讲平等但也重差异，因为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中蕴含着承认个体的差异性及其思想的迥异性，与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异曲同工。“和”就是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和谐，而要保持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和谐，就要奉行“忠恕”的道义原则，坚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其次，“恕”是处理己与他人关系的准则。
社会本身由人组成，社会发展也是人类不断进步推动的。每个人都有发展和成功的愿望，亦即“己欲立”“己欲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强调人们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应为别人着想，尽其所能帮助别人，在个人发展的同时促进他人、社会的发展，进而形成良好的礼乐文明和政治秩序。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
最后，“忠恕”文化也蕴含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说文解字》释“恕”：“恕，仁也。”“仁”是孔子思想的原点，“忠恕之道”也是仁学在实践方面的运用。“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体现出孔子对世间万物的博爱之心。因此，儒家“忠恕”文化中的“推己及人”，延伸到“推己及物”，由对人类生命的热爱扩充到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要互相尊重，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在维持个人生存的同时，也要尊重其他生物。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如何营造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世界，也是体现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作者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观点集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路径
复旦大学教授顾钰民认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要注意三点：一是要回归文本，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该演讲完整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容、文化渊源和理论渊源。二是要在基础研究做扎实的基础上，再融合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进行研究，这样才更有意义，更有现实性和针对性。三是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联系实际，要通过实际案例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什么方法构建、如何对待世界等问题。“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志丹认为，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热门的研究路径。当前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有抽象继承、中西综合创新、全盘拒斥传统文化、全盘复归等。但是最具有科学合理性的，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创理论”，即对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应当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但在此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点不可偏离。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廖清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谈“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马克思哲学根据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劳动实践本质到社会物质生产，形成交往实践论和世界历史理论；二是从社会联系本质到社会关系存在，形成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三是从人的发展本质到世界历史存在，形成人之为人的内在历史超越论。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深刻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个世界性的自由联合体的实质是各民族的自由、平等、独立、进步和繁荣。习近平总书记曾以“和谐大家庭”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这是具有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维度，与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鲜明对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孙咏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下提出来的，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容小觑。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增强国家凝聚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比如“和而不同”观念就深刻影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就是承认任何事物有矛盾有差别，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以“和”的态度尊重“不同”，以此获得和谐，创造巨大的现实价值。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教授闫虹珏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怎么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传统“天下观”为蓝本，在“求同存异”“寻求和解”等文化精髓上进行创新，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汲取古老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传承与创新的思路，以中国智慧为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提供良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中之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道义性，是为了休戚与共的整个世界，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大利”，也是“义”；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真理性，是对全球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上海大学教授王天恩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由来已久，但是只有在当今时代才可以真正展开、被理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相互性”最值得被挖掘。所谓相互性，是指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同时，如果没有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每个个体、国家之间的相互性与依赖性，无人能独善其身。由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仅要展开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更要注意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相联系，突出其时代价值和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郝云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因为世界正面临巨大危机与挑战，包括：一、经济增长乏力和分配不公；二、国际关系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长期以来存在二元对立文化，造成了人类利益分歧、相互对抗，局部冲突不断；四、时代发展呈现出易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等特征，各种矛盾交织。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倡导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明确了共享利益是找到文化包容性的重要基础，是共同体建立的初衷与前提。与此同时，鉴于现实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文化冲突等因素，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要付出更多耐心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