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杨茜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带动起市镇的勃兴。此种传统农业社会中商业化的趋势，自16世纪以后，成长与发展更是十分明显。1500年到1800年的300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长一两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这一历史进程中，江南市镇数量繁多，名称各异，方志中多有市镇得名缘由的解释。有些市镇的名称从唐宋甚至更早的历史中继承而来，有些则在不断的变更中。市镇之名像一个载体，一方面昭示着市镇的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表达着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生态。

　　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地名的命名和更名也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原则，主要有如：以方位命名的原则、“因山为名”的原则、“因水为名”的原则、以具体地理实体为名的原则、“因事名之”的原则、“年号地名”的原则、“以形得名”的原则、以姓氏、人物为名的原则、虚词和方位词不宜单独作地名的（准）原则等。

　　具体到明清江南市镇来说，许多市镇的名称都来自当地的地理环境特征。20世纪90年代，有日本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旧松江府青浦县（现上海市青浦区）的乡村聚落有794个，大多以浜、泾、桥、港、湾、圩、浦、漤、荡、堰、塘等命名，既典型地反映了江南水乡水网密布的生态特点，又凸显出人民利用、改造自然环境的活动痕迹。

　　青浦之外的许多江南市镇也是如此。有些市镇直接得名于周围地理实物，尤以河浜、山形为多。如支塘镇以支川得名。江湾镇以境内的虬江得名，又因虬江走势曲折而别称小曲江。长泾镇又名三泾里，源于境内有东泾河、西泾河和市河三条重要的小河道。柘林镇则因“地连柘山”而命名。上柏埠镇，在“柏山上游，地势高仰，因名。”

　　山、河之外，市镇自身的空间形态也能反映在市镇名称中。鹤市的镇区空间形如一只鹤，东街是鹤头，南北两街像鹤翼，西面的太平弄和杨家弄似鹤之二足。甫里镇的镇区广纵均在一里左右，故曰甫里，但又别称“六直”，则是因为有大直、小直、直上三泾和一港介于其间，形成南北通六处的形态。

　　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桥”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江南市镇的名称中，即有不少是以“桥”作为通名的。如高桥镇、歇马桥镇、三桥埠市。比较有趣味的是苏州府的望仙桥市，相传这里本为渔村，村人外出捕鱼早出晚归，家人们每于夕阳西下之时，在大桥上盼望鲜鱼满载而来。鲜、仙音近，乃有望仙桥之称。

　　当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相结合，市镇名称呈现出江南开发历史的一角，一些江南开发史中的标志性人物、事件或节点，时常反映在市镇的名称中。相传春申君黄歇在黄埭镇以土堰水筑“埭”，黄埭镇即以此得名。钱门塘镇，一方面以水名地，又是传说中吴越王钱镠的下驾之所，故冠以“钱”名。

　　地名又是变化的。如陶庄镇，本名柳溪，而宋绍兴年间，一位名为陶文干的人迁徙至此地，世家鼎峙，桥亭相望，遂更名为陶庄。唐市镇，原称尤泾，后有唐姓开拓置市，贸易往来兴盛，于是直称唐市。漕河泾镇的更名模式则正好相反，元至明代初期，此地是仅为村落，因人得名，称王家宅、董家塘或张家圣堂等，而明中叶之后布匹、粮食交易繁荣，渐成市镇，却以港名之，为漕河泾镇。

　　人文意义和地理环境意义上的名字同时存在的情况也不少。黄渡镇，因“镇东江行如之字，潮汐积沙为土，色黄而性疏”，故名之，但又因宋元前，相传有卜姓、徐姓始居此，也曾有卜家湾之名。双浜镇，地处白茆塘两条支河的交汇处而得“双浜”之名，同时，南宋时有一张姓太尉生活于此，又名白茆张家墅。唐行镇之“唐”出自在此从事竹木贸易的唐姓大族，又因靠近横塘而称横溪镇。

　　众多的江南市镇，命名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因寺得名的法华镇、南翔镇、七宝镇等，以历史传说或人物来命名的陈墓镇、章练塘镇、梅李镇、青龙镇等，因世族聚居而命名的诸翟镇、濮院镇、王江泾镇、丁家栅镇等，因行业而命名的千家窑镇、炉头镇、小官镇、八团镇等，还有由字圩命名的寒圩镇等。

　　至于这些市镇聚落形成之初的名字是否即得义于方志编纂中所写的缘由，其实大部分已经不可确考。但这些记载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镇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与认同。地名是约定俗成的记忆，在不断地历史追溯中，命名缘由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认同过程。每个市镇都有一方水土、一段历史，需要进入其中细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