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9日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对12省份出台细 则明确“能上能下”措施——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实施情况追踪报道：北京市日前下发《北京市贯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提出进一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及时将那些锐意改革的干部大胆使用起来，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误，明确违法违纪免职等七种“下”的渠道。这是去年7月，中央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与2014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组合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干部管理制度。“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发现，规定印发以来，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肃等至少12个省份出台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26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在全国兴起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热潮。
我们在赞叹当前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良好用人机制，不禁想起中国历史上官员选拔升迁降黜方面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富贵经验。
当选官制度以科举的方式代替门第世袭之后，使天下寒门子弟“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成为现实，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大制度创举和社会进步。以唐代科举为代表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流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话。
决定官员“能上能下”的是考核，经过考核升迁和降黜的官员对考核结果都心悦诚服。自从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开始制定并颁布实施《内外官出入常制》，即京官和地方官员升迁降黜的专门条例，官场普遍认为：凡地方官改做京官就是升迁，京官改地方官就是降职。《资治通鉴》记载：该条例实行两年之后，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京官倪若水（原职尚书右丞）因考核政绩不佳，而遭贬到地方任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碰巧遇到地方官班景倩（原职扬州采访使）因政绩考核优异而奉调进京升任大理少卿，正好路过倪若水贬所的驻地汴州（今开封），倪若水专门为他设宴饯行。宴会结束，主客挥别后，倪若水木呆呆地站立在原地，遥望着班景倩车马向西晋京之行扬起的尘土，羡慕地对部属说：“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决定官员升降的考官对考核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唐初名臣卢承庆一次主持官员考核时，遇到一名主管漕运粮草的官员，因遇大风将船队所运粮草漂没殆尽。卢承庆就当堂给他下了评语：“监运损粮，考中下（考核共分九等中的第六等级，不及格）”。只见，这位官员听后毫不动容，连一句申辩都没有。卢承庆很认可他对待考核评语的淡定态度，就下了新的评语“非力所及，考中中（考核共分九个等级中的第五等级，及格）”，那官员听后依然面无喜色。卢承庆更欣赏此人的风度，就再次将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中上（考核共分九个等级中的第四等级）。”从史册对主考官卢承庆，到被考核的官员的精彩记述，让我们看到考核者、被考核者，以及相关的人员，甚至于全社会对当时官员考核制度的信服和认可。
决定读书人能否做官的科举考试，连贵为天子的皇帝也爱莫能助。《大唐语林》记载：有个深得唐玄宗欢心的一位著名“方伎供奉”，他的女婿王如泚参加科举。他就以“梨园子弟”的身份，请求玄宗这位首席“票友”开恩帮着将其女婿及第（录取）。玄宗看在同在“梨园”多年的情面上，爽快答应并命令主持科考的礼部：本科取仕务须录取王如泚及第。试后，负责科举的礼部侍郎将皇帝钦点王如泚为进士的圣谕传达给主政宰相。宰相问：“他的文章能达到录取的标准吗？”侍郎如实回答：“介于及第（录取）与落第（不录取）之间”。于是，宰相说：“那就不能让他及第。科举是国家抡才大典，怎么能凭皇帝一句话，就把功名送给不合格的人？”宰相否决之后仍然奏报皇帝，玄宗只好取消成命。而得到皇帝钦点进士喜讯的王如泚一家自以为稳操胜券，在府中大宴宾客之际，竟接到名落孙山的消息……
从“春风得意马疾蹄，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喜悦，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悲怆，都蕴涵着中国古代仕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天下家国情怀。回望千秋史册，我们能看到祖先在“能上能下”方面的可贵之处，细细品味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展望光明前景，“能上能下”必将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为我们的事业选拔、培养和造就更多优秀人才。我们一定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责任编辑：贺绿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