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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
    发表时间:2018-05-15 来源:党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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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

      作者:金冲及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8年3月

      ISBN:978-7-108-06239-0 

      

      内容简介

      本书是金冲及先生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作者广泛征引和运用国内外相关史料,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发展演变直至抗日战争胜利的全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阐述,深刻反映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正确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为维护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善于驾驭复杂局势的高超智慧和雄才大略,对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性也给予了深刻的分析,体现了极为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熟练老到的文字功夫,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极具说服力。

      

      作者简介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目  录

      前 言

      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特点

      二、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初阶段

      三、磨擦怎样进入高潮

      四、相对缓和的局面

      五、局势再度恶化

      六、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七、结语

      附录

      ( 一) 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由来

      3. 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4.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 二)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

      1. “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提出

      2.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和蒋介石的犹豫摇摆

      3. 转折的开始

      4. 停止内战、合作抗日

      ( 三)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1.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2. 瓦窑堡会议

      3. 东征和晋西会议

      4. 对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反应

      5.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6. 西安事变前后

      征引文献

      一、报刊征引文献

      二、图书等征引文献

      三、海外征引文献

      后记

      

      精彩文摘   

      七、结 语

      八年全民族抗战,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在这过程中,国共关系虽然波澜迭起、险象环生,但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一直坚持了下来。历史证明:在国难临头的时刻,同为中华儿女,合则两利、分则俱伤。这一时期是国共两党合作时间最长的一次。只有全民族(汉奸当然在外)联合起来,共同奋战,才能打败凶残的、用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日本侵略者,保障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尽管抗日战争初期和后期的情况有很大变化,但两党关系一直没有破裂。这是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最重要的是双方领导的军队的合作。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事实上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如果没有其中任何一方,日本侵略军都会腾出手来,全力压向另一方,增加另一方的困难。这两个战场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完整的壮丽画卷。一切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特别是死难的英烈,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要把极为复杂的国共合作在八年内一直坚持下来实在不易。尽管蒋介石始终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处心积虑地要在抗战过程中防制、削弱以致伺机消灭共产党,为此掀起过三次反共高潮,有时局势仿佛已濒临破裂边缘,共产党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但只要蒋介石仍在坚持抗战,斗争都必须软硬适度,留有余地,斗而不破,充分估计多种可能性,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局势最后都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重新缓和下来。为什么能做

      到这样?客观上,一个民族敌人深入中国内地、使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威胁是决定一切的,对共产党是如此,对国民党也是如此。而主观上,对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表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时刻注视并辨明时局变动朕兆的政治敏锐性、机智灵活地驾驭复杂局势的领导能力。在处理统一战线中联合与斗争问题时,他考虑周详、决策果断,做得恰到好处。陈毅在抗战将要胜利时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说:“我们党无论遇到任何事变,只要谨慎小心,有各种的准备打算就不怕。譬如拿船来作比喻,‘船载千斤,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个掌舵的。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扳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抹角时方扳它几下,不扳就会把船打烂,扳过了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就要扳好。我想我们要经常考虑这问题。”“我们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毛主席是最会掌舵的。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间,遇到过几次的严重关头,他都能把我们党和军队这个船挽救过来,并且引向正确的方向,走的很稳。”他讲得很形象,也很确切。

      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张闻天等,对许多重大决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看到,遇到难题时,他们往往反复共同商量或征求意见后才作出决定。

      蒋介石在这八年中一直坚持抗战,这是值得肯定的。当他处在困难的时刻,对共产党也做出过让步。但他始终盘算着怎样对付共产党,把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中得到发展看作心腹大患,总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削弱以致伺机消灭共产党。一旦认为时机有利,从不手软。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国内和国际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即便在三次反共高潮中,他也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多少留下一点转圜的余地。他十分自大,总认为什么优势全在自己手里,对共产党不可能做出客观的估计,往往事情出乎他意吃一惊,结果吃了亏。他看起来十分果断,其实缺乏远料便大见,把大事小事都揽在自己手里,在国民党上层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并坚持和他不同的意见,他的许多决心是主观武断的,一遇到原来没有想到的并不很大的情况,就会犹豫不决或者轻易多变。所有这些,在这八年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根本的弱点在于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太不得人心,这在1944 年表现得特别明显。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抗战结束后,他不顾人民的反对,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一意孤行,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结果导致他的大失败。这并不是偶然的。

      再看看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正确处理同这样的合作者联合和斗争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者割裂以致对立起来:说你好,就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说你不好,就只讲斗争,不讲联合,至于对联合时怎样坚持独立自主,对错误的东西进行必要而恰如其分的斗争,在斗争中怎样仍能保持不破裂的合作局面,就更不清楚了。结果,犯过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吃了大亏,几乎导致革命的失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彼此相互关系以及斗争营垒中的状况不断发生变动,形势起伏不定,有时还示人以假象,或者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做出判断,处理这个问题就格外不易。

      历史事实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如果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或者因为害怕妨碍联合而不敢进行必要的斗争,不做两手准备,一旦对方翻过脸来进行残酷的屠杀和镇压,就只能束手待毙,大革命失败时共产党人的血实在流得太多了,那是右倾的错误;反过来,在抗日战争中如果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甚至因出于义愤而发展到破裂和内战,也会像“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那样,使民族敌人得利,造成惨祸,那就是“左”的错误。而如何做到恰如其分地既不右、又不左,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时刻分析客观形势的发展和矛盾的各个侧面,具体分析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富有政治智慧。

      毛泽东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猛一听,仿佛不易理解,实际上是一句充满辩证法的至理名言。它不是闭起门来进行推理式思考的产物,而是由以往无数血的代价换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经历了无数次反对“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斗争实践,才能对这个问题完全明白的。

      对同盟者中的顽固分子应该怎样进行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这三项原则,毛泽东在1940 年所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做了透彻的说明。联系抗战八年中的实践,不难看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有理”,才能博得人们特别是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不管对方施加什么压力,不管对方用怎样的甜言蜜语来引诱,决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放手发展进步势力,放手争取中间势力,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顽固派的两面政策,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不因一时冲动而大胆妄为,不打无计划无准备的仗,不做吃亏买卖,这是“有利”。再加上在斗争中,时时顾及全局,周密思考,不计较一时得失,适可而止,有些事要留有余地,当某一斗争告一段落时主动地采取措施,缓和局势,斗而不破,这是“有节”。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国共关系中行之有效的做法,而斗争的目的仍是为了保持团结,保持合作,争取抗日战争这一生死搏斗的胜利。

      又联合,又斗争,既坚持合作,又正视彼此间存在的严重分歧,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便成为经常需要运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长期从事国共谈判的周恩来,1946 年1 月12 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曾总结这方面的四条经验教训:“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第三点,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宽阔的胸怀坚持这样做,不仅使不少矛盾不致激化而得到缓和或化解,即便因对方的无理阻挠而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博得众多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使矛盾更加激化,在抗战胜利后十来个月就导致两党关系破裂,而且也失尽人心。自我孤立,成为其日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事物是复杂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用复杂的手段来对待和处理。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一切简单化的、感情用事或一味自以为是的做法,只能导致失败,不能取得成功。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多年的今天,回顾这些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老一辈革命家的过人智慧和驾驭复杂局势的丰富经验,依然可以使我们获益匪浅。

      2017 年4 月完稿,时年八十七岁

      

    网站编辑:穆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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