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闻一多先生诞辰120年。闻一多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学者、斗士，也是杰出的演说家。他有“一部好胡子配上胡子发光的眼睛”，有诗人的辞句、革命家的热情以及演说家的好嗓子。而1946年让后世读者热血沸腾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在吴晗眼中还是“讲得很温和”，可见他平时的演说风格。

　　一直在寻找闻一多演说的照片，因为在我看来，闻一多（1899—1946）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学者、斗士，也是杰出的演说家。听闻上海图书馆“荟集近代报刊百万图片，编织风云变幻百年画卷”的“图述百年——中国近代文献图库”开放，大喜过望，赶紧请人帮忙检索，可惜只找到一张《在昆明的作家·诗人闻一多》（杨立达摄，《良友》第146期，1939年）。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闻一多演说照片，依旧是原先的两张，一见1946年版《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一载1948年开明书店/1982年三联书店版《闻一多全集》。前者是近景，显示讲者神态；后者乃远景，展现演说场面，合而观之，可以遥想先生当年。不过，这两张照片初刊时的注释不准确，承蒙闻一多嫡孙、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先生发给我湖北浠水闻一多纪念馆照片，两相对照，方知后者不是“1945年在昆明演讲”，而是1944年12月15日在云南各界纪念“护国起义”29周年大会上演说；前者也并非含糊的“闻一多先生向学生演讲”，而是1946年2月27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召开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等”大会上演说。

　　为何执着这些细节？就因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多次进入中学语文课本，除了政治立场、诗人气质、修辞手法，还有语文教学中对于“演说”这一技能的强调。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即席演讲。此前三天，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在演讲中痛斥当局的卑劣行径。当天下午，闻一多也被暗杀——此事对于民心向背起决定性作用，也是此后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重要契机，故历来备受史家关注。而闻一多此次的讲演有各种版本，如上述《闻一多全集》所收《最后一次的讲演》，依据的是1946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该文副题“在云大至公堂李公朴夫人报告李先生死难经过大会上的讲演”，连同《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史略》，都署“资料室编”。1946年版《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也有一篇《闻一多教授最后一次演讲》，署名“白衣”，文后注“七月十六日闻教授遇难后追记于昆明”。此文并非完整记录，而是夹叙夹议，引文没有大的出入，有趣的是那些关于闻一多演说姿态的描述：“他压抑着悲愤，强装出镇定的口吻开始说”；“接着是强大的声音”；“爆炸出更强烈的声音，闻教授挺起了胸膛无畏的喊”；“接着，他降低了声调，慢沉的叙述着”；“他再也忍受不了，他沉痛地呼喊”；“他鞭挞着那些卑鄙龌龊的灵魂”；“他再一次坚强地说”；“满怀着信心，他说”；“最后，他无畏的说”。引语与其他版本大同小异，很大程度是因演讲实在精彩，名言警句叠出，让人过目不忘。

　　当初并没有录音，也未安排速记，故不同版本的记录稿，内容与语气上不无差异。最终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是《民主周刊》的版本——对照《联大八年》的本子，确实更有神采。比如下面这段文字，中的不见于《联大八年》本：

　　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

　　内容没多少差别，可有了中文字，无疑更为精彩，你甚至连演说者的神情以及肢体动作都能想象得出来。

　　初刊1946年8月2日出版的《民主周刊》第3卷19期的这篇记录稿，原题《闻一多同志不朽的遗言——在云大的演讲》，日后进入语文课本时做了两个重要修订，一是删去“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那一段，二是增加了闻一多原先写给《学生报》的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以看见千百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这篇演说进入语文课本的故事广为人知，我更想谈论的，是那些最初的悼念文章，是如何怀念“声犹在耳”、“音容宛在”的闻一多先生的。

　　这里以《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为例，此书扉页署“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印”，印制时间是1946年，共380页，编辑及发行均为“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代售者全国各大书局，定价每册国币二千元。此书当年影响极大，流行也很广，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11册。此书有关闻一多部分，吴晗出力最多，也最精彩。除了前面的《闻一多先生传》，“人民之声”部分还有以下四文：《哭一多》（7月17日夜）、《哭亡友闻一多先生》（18日午）、《哭一多父子》（18日）、《闻一多先生之死》（未署写作时间）。我关心的是，除了慷慨激昂的政治论述，文中不时闪现的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声音”。

　　据说当年昆明的民主集会上，每当闻一多与吴晗同时出现，往往是吴晗第一个发言，引入正题；闻一多做最后的总结，推向高潮。如此珠联璧合，难怪吴晗的回忆文章，常提及闻先生的演说。如《哭一多》称：“一部好胡子配上胡子发光的眼睛，在演讲，在谈话紧张的时候，分外觉得话有分量，尤其是眼睛，简直像照妖镜，使有亏心事的人对他不敢正视。”《哭一多父子》提及走出书斋参加群众运动的闻一多“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我记得你洪亮的声音，激昂的神情，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目光。在每一次群众大会中，在每一次演讲会中，座谈会中。我也记得你每一次所说的话。”而《闻一多先生之死》谈到7月15日在云大举办李公朴先生事迹报告会，“原定出席的讲演人临时因事没有来，一多先生被拉上讲台”：“这一次他讲得很温和，声调也很低，只是在结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愤慨地说：‘如此卑鄙，如此无耻，我真想象不出这些人是不是“人”！在场的特务请站出来，让我们看看是什么一副嘴脸。’”真没想到，让后世读者热血沸腾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在吴晗眼中还是“讲得很温和”，可见他平时的演说风格。

　　1947年11月4日吴晗为平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撰写“跋”，其中有这么一大段，专门描述闻一多的演说姿态：

　　一多是很会说话的，平时娓娓而谈，使人忘倦。晚年思想搞通了，又擅长于说理，尽管对方有成见，固执得像一块石头，他还是沉得住气，慢慢道来，拿出大道理，说得人口服心服。在大集会里，他又会另一套，一登台便作狮子吼，配上他那飘拂的长髯，炯炯的眼神，不消几句话，就把气氛转变，群众情绪提高到极度，每一句话都打进人的心坎里去。虽然，在事先并无准备，甚至连讲的纲要内容都没有写下。

　　不仅政治演说，闻一多的学术演说同样很吸引人。1942年11月6日，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伏羲的传说”。讲这样的题目也能吸引那么多听众，这才叫本事。朱自清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晚间听一多演讲，妙极，非常羡慕他，听众冒雨而来，挤满教室。”（见《朱自清文集》第10卷）晚年的闻一多，被朋友们看成是“少有的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参见费孝通《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而有闻一多出席的场合，“听众总是五六千至二三万人，演讲时总是掌声不绝”（参见张友渔《斗争才能生存，退缩便是罪恶》）。仔细辨认闻一多演说照片，讲台上是有麦克风，可要让广场上数千乃至上万听众 “掌声不断”，除了政治激情，还得有很好的演说技巧。就像吴晗《〈闻一多全集〉跋》说的，“他在晚年的若干次著名的讲演，都已收进了这集子里了。虽然已经变成了文字，那声调，那情态，无法记录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回忆录等历史资料悬想与重构。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关于晚清以降“演说”的提倡与普及，如1899年梁启超的“传播文明三利器”，1901年蔡元培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着意培养学生们的演说能力，1912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当即通电各省都督，促其推行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教育，还有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大学雄辩会”，我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等文中多有涉及。这里只想强调，演说是可以训练的，也有相关课程及教材，这方面清华的做法最有成效。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起家的清华，对于演说课程的重视，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者。学校里不但安排了演讲教练，配备了专门课本，还要求学生从中等科四年级起，必须练习演说三年。校园里，于是活跃着各种练习演说与辩论的学生社团，如英文方面的“文友会”“英语演说辩论会”“得而他社”，国语方面的“达辞社”“辞命研究会”“国语演说辩论会”等。此外，学校还设立了专门的演说辩论委员会，负责定期举办校内以及校级的演讲比赛（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 书店，2001）。

　　在我翻阅过的五六十种晚清以降的演说学著作中，学术上最有深度的，一是清华学生费培杰翻译的《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1921），一是北大教育系讲师张孟休编述的《听众心理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后者多依据何林华（H.L.Hollingworth）的近著The Psychology of the Audience编译，主要讨论“一个演说者要征服他的听众”的五项任务，最后还提供了可操作的50条建议。前者的情况比较复杂，译者主要依据V.A.Ketcham 1914年版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gumentation and Debate，翻译中替换了若干例子，但译文力求忠实。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列入“时代丛书”，封面署“共学社，1921”。共学社由梁启超发起，众多文化名流参与，编译欧美新书是其主要职责。这本书明显属于清华教材，出版时间署在封面上，我见到了1922、1923、1924、1925等不同年份的版本。初刊本上有清华学校校长金邦正的《序》：“学术思想之目的在求真理，而辩论术即是研求真理的种种方法之一。”而梁启超的《序》说得更复杂：印度及欧洲以雄辩为公共娱乐之一，而“吾国之文化，他事或不后人，而独于此何寂寂也？”任公先生从孔门言语一科说起，历代也有能言善道者，但即便魏晋清谈、宋明讲学，也都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其为政者，则惟有所谓密勿启沃，端拱成化，其于舆人之诵，漠不关心，更无论矣。呜呼！我国之民众的政术学术艺术，所以阅千年不一见，而长滞于晻昧肤薄之域者，岂不以是耶？岂不以是耶？”

　　这本被梁启超寄予厚望的《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分上下编，第一编“辩论术之实习”包括以下章节——题目、题目分析、证据、编要略、编辩词、覆辩、演述辩词；第二编“辩论术之学理”包括归纳论证、演绎论证、因果论证、类比论证、谬误、驳论。作者在序言中特别说明，应该先实践后学理，以步步为营的训练为主。也正因此，全书最后附录“辩论的题目”，含社会类27则（印刷出版，应享绝对的自由；国家应废除死刑；一夫多妻制应加禁止……）、政治经济类28则（中国应采行联省自治制；中国应行普通选举；中国总统任期应加多一年……），以及教育类52则（全国国民学校教科书应由教育部规定一致；中学校应加授辩论术及实地练习；北京大学地址应移到圆明园；清华学校与其办成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不如办成一个完全大学……）。关键在于，以上题目都是可以辩论的，是非功过并非一目了然，须考虑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如此重技术而非立场的训练，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这也是清华演说课业的最大特点。

　　闻一多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在读期间使用的演说教材，是否包括这册191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清华读书期间，闻一多重视演说课程，这点毫无疑问。翻阅闻黎明、侯菊坤编著《闻一多年谱长编》（增订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我们起码可以知道：1913年11月8日闻一多参与发起课余补习会，这学会分为图书、演说、练习三部；而演说部的要求是：“周有常会一次，以练习演说或辩论，期之终有比赛，优者奖之，以资鼓励。”1914年3月14日辛酉级与庚申级举行联合辩论会，题为“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读经”，闻一多任本级主辩。1916年5月26日清华学校中等科成立联合演说辩论团，闻一多为成员。1917年10月30日清华组织全校性演说辩论会，辛酉级选出七名选手，其中包括闻一多。

　　再看收入《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的《仪老日记》，1919年1月4日：“近来演说课练习渐疏，不猛起直追，恐便落人后。”1月6日：“作文演说果降列中等，此大耻奇辱也。”1月7日：“十一时后，在钟台下练‘CROSS OF GOLD’演说八遍。”1月8日：“夜偕德明习演说。”1月9日：“夜出外习演说十二遍。”1月10日：“演说略有进步，当益求精至。”1月11日：“练演说。”1月14日：“夜至凉亭，练演说三遍，祁寒不可禁，乃返。”1月15日：“温国文，习演说。”十二天日记中，竟有九次关于练习演说的记录，可见闻一多对此门功课的用心与用力。

　　从1912年入学，到1922年赴美，闻一多在清华园里度过了十年光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起家的清华，对于演说课程的重视，花那么多工夫训练学生的演说能力（从文辞、结构、语速、声调，到手势、眼神以及心理素质），是否值得，当时及后世均有争议。虽然闻一多在《恢复伦理演讲》（1921）中对学校将伦理演讲变成纯粹的学术演讲有所批评，但不妨碍他在演说课程上投入巨大精力。

　　二十多年后，作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毅然决然走出安静的书斋，投身昆明的民主运动，在很多群众场合即席演讲，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显然与早年清华打下的底子密不可分。诗人杜运燮在《时代的创伤》（《萌芽》第1卷2期，1946年8月）中称：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他具有诗人的表现情感与思想的适当美丽辞句，革命家的热情，演说家所需要的宏亮的好嗓子，而且他对朋众心理亦有深切的认识，了解他的听众，所以他的有力的警句便不断地自他那围有山羊胡须的嘴里流出来，朋众不断地报以最热烈的掌声。那是非常动人的场面，所有听众莫不以得能参加那感情泛滥的狂潮为光荣。

　　这里将闻一多的演说成功归结为诗人的辞句、革命家的热情以及演说家的好嗓子，可谓别有幽怀——尤其是最后一点，并非可有可无。所谓演说的训练，就包括如何使用嗓子与手势。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革命的热情。吴晗《哭亡友闻一多先生》称：“终于有一天，这位诗人、学者、教授，被赶出象牙之塔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被撵到十字街头。”应该追问的是，闻一多到底是在哪一天以及什么缘由走出象牙塔的。吴晗《哭一多》以及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三联版）都提及1944年5月3日晚上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新舍南区十号教室举行的五四历史座谈会，就连闻一多自己也说：“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的一致的愤慨。”（《八年的回顾与感想》）

　　1944年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主持五四运动25周年纪念座谈会，闻一多、张奚若、周炳琳、吴晗、雷海宗、沈有鼎等教授应邀出席并演讲，闻一多的演讲记录整理后发表在《大路》杂志第5期，后收入开明书店1948年版《闻一多全集》等，题为《五四历史座谈》，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负起五四的责任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家不许我们负呀！”为什么这么说？因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以黄花岗起义日为青年节，这明显是针对1939年陕甘宁边区之确定五四为青年节，此举引起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故这一年的五四纪念会便特别引人注目。闻一多在周炳琳、张奚若之后发言，其中有：“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这里略有误解，但闻一多强调作为革命精神的“五四”与作为传统文化象征的“中文”之间立场上的差异，值得充分关注。一年后，闻一多发表《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1945年4月27日），指出：“请注意，帝国主义突然退出，封建势力马上抬头，跟着人民的力量也就将它一把抓住，经过一番苦斗，终于将它打倒——这历史公式，特别在今天，是值得我们深深玩味的。”虽碰到严峻的挑战，闻一多依旧乐观，相信人民力量强大，还专门论述了四个方面的进步表现。

　　捍卫五四精神，批判当下社会，这两者互为因果并构成合力。接下来的两年，闻一多政治上越来越激进，演说也越来越精彩。除了立场变化，还与集会演说这一特定的言论氛围有关——凡多人演说，后登台的必定越说越激动。从《在抗日战争七周年时事座谈会上的演讲》（1944年7月7日）开始，激情、热血与悲愤互相激荡，经由《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44年10月19日）、《在“一二·一”四烈士公祭会上的演讲》（1946年3月17日）、《在联大校友话别会上的演讲》（1946年4月14日），一步步走向人生最后的高潮，那就是《最后一次的讲演》（1946年7月15日）。

　　吴晗《闻一多先生传》说得很好：“一个纯粹的诗人，第一流的学者，爱美，推崇浪漫派，中年虽然归于平实，还是成天在故纸堆中摸索，自得其乐的人，突然，又一变而走上追求民主的道路，战斗的生活。说突然，其实并不突然。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一多先生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因为文笔好，被推选为学生会书记，用笔参加战斗，尽了他一份力量。”晚年闻一多的拍案而起，除了现实政治的启迪、诗人气质的支撑、党派立场的鼓励，还有就是关于五四运动的巨大争议——为了捍卫五四立场，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又回来了。

　　说到这里，请记得1921年那幅插图——天安门前的演说。《清华年刊》即清华学校1921级毕业班纪念集中，刊有闻一多创作的书籍装帧，图片上方是“BEFORE THE AUDIENCE”，至于“天安门前的青年讲演者”，那是《拍案颂——闻一多纪念图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编者代拟的题目。将1921年所绘天安门前演说的插画，与1946年昆明演说的照片相对读，相隔二十五年的呐喊（声音），竟如此遥相呼应，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我曾经说过，中国人谈五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参见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众多五四老人对于“五四精神”的呵护、捍卫与坚持，包含了理想、激情与青春记忆，而闻一多前后呼应的演说状态，便是再好不过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