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李兆炳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供图）

　　高度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其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毛泽东曾说：“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

　　按照“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一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李兆炳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在帮助我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支持、增强部队的战斗力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灵活多样、因地制宜，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 

　　李兆炳善于因地制宜，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努力让党的方针政策与群众“零距离”接触，让革命信念深入民心，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由中国工农红军一、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一举攻克福建漳州。当时红一、五军团的战士大部分是江西、湖南、闽西人，不会说闽南话，语言不通成为红军与民众沟通的最大障碍。

　　初入红军队伍的李兆炳当即自告奋勇当起红军的“传话筒”。他利用自己熟知当地风土人情、与群众语言无障碍的优势，积极充当红军与民众沟通的桥梁。

　　当时，红军的许多军需物资十分匮乏，而漳州却是当时福建最为富庶的地区。此前，由于敌人大肆歪曲丑化，部分民众对红军还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敌对的情绪，给红军的军需筹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摆在我党面前的一大问题就是必须大力开展革命宣传，向民众更好地展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争取一切可争取的力量。

　　在通常只有“喊口号”这种单一宣传形式的那个年代，李兆炳别出心裁，带领着宣传队教战士们和老百姓唱歌、写标语，画宣传漫画，用美术字写革命口号，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列宁室”开展活动，排练演出……这些宣传手段的运用，使得红军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东路军在漳州49天，筹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顺利筹款100多万元，近千名群众参加了红军。这是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尤为称道的是，李兆炳创作了一幅“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漫画。画面上，身上千疮百孔、双手高举屠刀的蒋介石，嘴里狂喊“剿共！剿共！”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具开着棺盖的棺材。这幅宣传画给红军指战员和广大民众留下深刻印象，激发了同志们的斗志，极大地振奋了军心，也让民众对当时的形势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政治部亟需做好对待俘虏的政策宣传，以及对敌军官兵的瓦解和争取工作，这副重担又落在了李兆炳的身上。当时，敌人到处派兵修筑碉堡，步步为营。面对这种情况，李兆炳没有急着写标语、喊口号，他首先详细了解了敌军官兵的日常生活，站在基层战士的角度认真思考，潜心创作出活报剧《血汗为谁流》，再现了白军士兵修筑碉堡、饥寒劳累甚至挨打受骂的境况，成功地宣传了红军的政策，实现了对敌人官兵的瓦解和争取。

　　有一次，《血汗为谁流》在一群四五百名的俘虏兵中上演。这些俘虏曾是敌军的主力部队。他们一开始还仰在草坪上傲慢不逊，可是过了一会儿就被剧情吸引着坐了起来。随着剧情发展，不少俘虏开始落泪。剧情演绎到高潮时，台上台下相互呼应，俘虏兵们振臂齐呼：“打倒军阀！”“红军万岁！”“我们要参加红军！” 此后，《血汗为谁流》成为战士剧社的一个保留节目，从中央苏区一直演到陕北。

　　搭好平台、鼓足士气，激发将士革命斗志 

　　积极搭好各类宣传平台，也是李兆炳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之一。

　　早在1925年，还在读书的李兆炳就与他人一起在学校组建“青年艺术研究会”，发动学生宣传反帝斗争。

　　1933年红军挥师返回中央苏区。李兆炳跟随红四军转战赣南，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不久就接到了编辑出版《战士报》的任务。

　　《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承担着宣传党的政策、红军战斗情况、报道战绩等任务，同时还必须发挥部队战时政治文化宣传作用，增强战士革命斗争的顽强性和坚定性，其作用不言而喻。

　　由于敌人的封锁，根据地不具备完善的出版报纸的条件，同时宣传队建制不全，宣传人员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没有经受专业训练……“为着前线的胜利，一切的困难必须克服！”为此，在大力培养其他宣传人员的同时，李兆炳自己既当编辑又当记者，承担了征稿、修改、编排、刻印的一系列工作，一步步把《战士报》办起来。

　　基层战士文化低，一开始写不出高质量的宣传文稿，李兆炳鼓励他们多看多写，一次次同他们交谈自己的写作心得，还耐心地帮他们一遍遍修改稿子，推送到《战士报》发表。看到自己的文章终于在《战士报》见报，基层战士写稿热情空前高涨。李兆炳的妻子张韵之在《深切怀念你，兆炳同志》一文中回忆说：“他不厌其烦地同我们谈了又谈，把我们写的东西改了又改，鼓励我们写了又写。就这样有的稿子登了出来，而我们的政治觉悟也随之提高了，学习文化的劲头被鼓动起来了。”

　　为及时报道红军执行政策的情况以及在战场上取得的各项成绩，李兆炳一边忙着向各师宣传科征稿、催稿，一边连夜改稿、编排、印刷，时常忙到凌晨才休息。在他的努力下，《战士报》很快受到广大指战员们的欢迎，大家争相阅读。

　　借助《战士报》这个平台，红军及时表扬部队先进事迹、英雄人物，及时报道了红军取得的战绩。在大的战斗之前，《战士报》向部队作战前动员，战斗结束后又认真进行总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兆炳被调到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主抓《烽火报》等工作。在延续《战士报》办报好做法的同时，李兆炳还在《烽火报》增加了干部版、战士版，主要反映连队情况，表扬好人好事，刊登一些理论文章，以及由司令部、参谋处提供的军事教育材料和战术、战例等。

　　为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李兆炳还在宣传部下设了宣传队，并从鲁迅艺术学院调来一批文艺工作者当教员，成立了一个有一定规模的文艺团体——烽火剧团。剧团演出的《小放牛》《保卫黄河》等节目深受战士和民众的喜爱。特别是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完成后，率先由烽火剧团演出，极大地振奋了战士和民众的精神。李兆炳在《黄河大合唱》公演结束当晚，挥笔写下了一首《留守兵团曲》，由冼星海谱曲，被当地广为传唱。

　　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行军途中，或是在宿营休息时，李兆炳总是善于抓住一切时机，巧妙设置宣传平台，把战士们的革命斗志激发起来。

　　很多时候，部队行军极为艰难，尤其是挑夫和炊事员锅碗瓢盆多，携带负担重。有一次行军，部队在翻越一座山头时，李兆炳看见一个挑担子的战士在山脚下流泪，上前询问，他说实在走不动了。其他战士也说腿酸背痛爬不了山。李兆炳当即向宣传队长反映这个情况，建议在部队出发前，由宣传队先打听山有多高、路有多远，并计划设置几处“宣传鼓动棚”，由年轻活泼、口才流利、嗓音清脆的队员在路旁敲竹板唱《前进曲》《红军行军歌》，中间再插一些鼓劲加油的口号。这一方法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鼓舞人心的宣传氛围中，行军队伍群情高涨，跋山涉水奋勇争先。大家对这种新鲜的做法进行认真总结，并由李兆炳执笔写了一篇《新的工作经验介绍》发表在《红星报》上。此后，“宣传鼓动棚”推广到全军，成了红军将士以双腿同敌人汽车轮子赛跑的“加速器”。

　　开辟阵地传承薪火，为党留下宝贵革命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李兆炳怀着对党的一片赤诚，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早期建设及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宣传中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努力给后辈留下宝贵的革命文化。

　　1961年，李兆炳出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正值革命博物馆竣工不久，百业待举，馆里的同志都抱着观望的态度。

　　如何把革命博物馆建设成为新的宣传阵地，教育全党全民珍惜革命果实，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这是件十分重要的任务。“党既然已把这项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要为之奋斗。”从筹备工作开始，李兆炳就日夜苦思，悉心筹划。

　　建设革命教育基地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成，首先要凝聚民心，团结带领全馆同志，把大家的热情调动起来。

　　在博物馆的建设过程中，李兆炳几次因病住院。但只要身体稍有起色，他就不肯再卧床休息，赶紧出院工作，始终坚持身先士卒，与同志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当馆里同志有不同意见，李兆炳就到现场去办公，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他们共同研究问题、商量对策；有人遇到思想上、工作上的困难，只要李兆炳知道了，就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用热情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激发他们的工作才能和积极性。

　　日复一日，李兆炳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获得馆里同志的支持和拥护，聚合了全馆的力量投入到革命博物馆的建设中。

　　1963年，周恩来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全力收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李兆炳主持完成了这些任务，并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文物征集展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长期的过度劳累，李兆炳的身体每况愈下，终至残疾，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但他忍受着病体的痛苦却还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一直在考虑着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如何有效地征集、整理、保管、陈列和宣传我国的革命史料，以及如何加速培养一批对党忠诚、敢于担当的干部。

　　1976年，李兆炳出任国家文物局顾问，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决定以自己和战友们的亲身经历，写一本关于党史的书，这就是《往事琐记》。

　　“为了记载、宣传战争年代老一辈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创建的辉煌成就，并为新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提供可借鉴的史料……”李兆炳在《往事琐记》“编者的话”里这样介绍道。

　　从设计《往事琐记》的结构篇章、各篇章的题目，到逐字逐句讲述详细内容，李兆炳都亲力亲为。同事们在帮他整理出资料后，他一遍又一遍地进行修改完善。为了让“其文直，其事核”，真实地反映当时波澜壮阔的革命画面和文化艺术活动的战斗场面，展示出革命者的斗争生活和精神风貌，李兆炳想尽一切方法调查研究手中的资料，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力求做到准确、翔实。最终，《往事琐记》带着生动丰富的史料、质朴充盈的情感面世，不仅给后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史志人员、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成为青年同志从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的良好读物。

　　宣传工作是一门艺术，需要以史为鉴，更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改进。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宣传工作面临着新情况、新挑战。重温李兆炳的宣传艺术，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具有重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杨特团）

（责任编辑：赵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