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定国

　　王定国（106岁老红军），四川营山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曾任营山县妇女独立营营长，延安市妇联主任，内务部机要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夫人，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

　　今年，中国共产党诞生97周年了，中宣部《党建》杂志的同志说要我回忆自己参加革命的历程和对党的感情，我心潮起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这一辈子跟党走，对党的感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我自1933年参加红军后，就把自己的生命和党的事业连在一起了。入党85年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始终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

　　我出生在四川营山安化场，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全靠父母租种土地和干零活养家糊口。我六七岁就参加劳动，帮助母亲给人家推磨。一年到头全家人起早摸黑地干，拼死拼活也吃不饱肚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一个妹妹就是活活给饿死的。像我这样的人的命运，在旧社会与千千万万的贫苦妇女一样，处在整个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共产党来了，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15岁那年（1928年），就到别人家去做童养媳了。这也是一个穷人家，但把封建礼教看得很重。我在这个家庭的地位是最低下的，干活在前，吃饭在后，只有服从，没有自由。我虽然不甘心这样不平的命运，但是却无力改变。就在这时候，我们家乡先后来了陈同生、杨俊、张敬波、肖德兴、杨克明等共产党人。他们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四川省委派来的。他们都有各种职业做掩护，张敬波是团防局的教官，是来做白军策反工作的。陈同生是学生，杨克明卖布，杨俊卖盐，肖德兴是裁缝，他们的任务是来宣传、组织秘密农会。

　　我的两个舅舅李忠胜、李忠斌都是青年农民，很喜欢听他们宣传，接受了反剥削压迫，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很快就被发展成他们的积极分子。我也因为舅舅的关系，和他们有了接触，对他们讲的一些新鲜事特别感兴趣。张敬波曾对我讲：“你不要蹲在家里，年纪小要读书，有个平民小学，上学不要钱，你去读书识字。”陈同生说：“女孩子不要包脚，包脚怎么下地干活。现在男女要平等，自己解放自己，把头发剪掉，不要再封建。”其他人也给我讲过这些道理，慢慢地就开窍了，认为这些话都很对，我也就再不怕婆家的人了。我剪了发、放了足，婆家的人拿绳子捆着我，我挣脱了就跑回娘家。

　　重获自由后，陈同生介绍我到新店一家小吃店去做洗碗的差事，后来又到肖水河、柏林、老林等地去找事做，那些地方都很偏僻，但便于建立秘密农会。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秘密农会在这一带先后建立了起来，张敬波他们就派我和张兴仁、李金香等在这一带宣传妇女放足、剪发、男女平等三件大事，每天从这个场赶到那个场。我在外面做了一年多，虽然动荡不安，但心里觉得非常高兴。这时我婆家的人找来了，我硬是不回去，后来张敬波、肖德兴、杨俊和舅舅七拼八凑攒下来40多块银元给婆家，这才了结了我的婚姻关系。

　　1933年，红四方面军向川北发展，张敬波、杨俊、杨克明都说红军快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迎接红军。这年7月我见到了盼望已久的红军队伍。8月，我们和红军一道向仪陇、营山一带出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到10月，营山县城也解放了，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代表，后又被任命为县苏维埃内务委员。12月，由徐做文和肖德兴二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我正好20岁。

　　我和这些革命引路人，后来都编入了红军队伍，成为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但我始终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良师，他们继续给予我许多帮助和教育。可惜的是，我的这些引路人，在严酷的革命战争中，年纪轻轻的都牺牲了。杨克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西征时与军长董振堂等3000余将士一起血战高台城，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敌人还砍下董军长和杨克明的头向蒋介石邀功。张敬波任红五军团的师参谋长，也在此次战斗中遇难。肖德兴任团长，也在西征的征途中战死。杨俊没有参加长征，留在了四川坚持斗争，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捕获枪杀了。只有陈同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我重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53年，陈同生已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长，他来北京开会，有次来家看望谢老时见到我，好像有点面熟，他就和我聊了起来，问我是不是四川人，越谈越熟悉，我也很快认出了他，相隔20多年变化很大，竟然一时没认出来。陈同生笑着对谢老说：“我和她是小老乡，我们那时一起搞工作，我还给她取了个名叫王大姑娘。”谢老也笑了说：“现在可是王老姑娘了。”

　　1935年，我调到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随军参加长征。这年6月的一天，我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时，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走过来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中间加些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我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位老同志就是谢觉哉。

　　1936年底，我随红军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红九军，与马步芳的部队遭遇。我们30多人被抓入牢房。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我那时的坚定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当时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就是谢觉哉。经过多方斗争和努力，被俘的同志脱险了。组织安排我留在办事处工作。经彭加伦介绍，毛泽东批准，1937年10月我和谢觉哉结为伴侣。

王定国和谢觉哉

　　风风雨雨数十年，如今我也百岁有余，每当我回忆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这些革命引路人，他们都是很有才干、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人，是他们启蒙教育了我，把我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改变了我的命运。1983年我到甘肃，还专门到高台烈士陵园凭吊了杨克明和我的良师益友们的英灵。

　　1935年，正是我们党14岁的时候，也就是党的少年时期。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个14岁的少年，面对着数十倍于自己的豺狼虎豹。是勇猛搏斗，争得生存权利？还是畏惧前行，最后被猛兽吃掉？我们的党，在北上抗日的长征路上，遇到过这样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这一切事实都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人的决策是正确的，而张国焘是错误的。

　　2003年，亚旭（王定国的小儿子）向我提起：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我“重走长征路”。那一年，我都已经91岁了，但儿子的建议仍令我这个老红军心潮澎湃，我跟他说：“趁着身体还好，我一定要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的老战友，看看老区百姓。”2004年6月，我到达天全县，开始了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他们给我雇了顶滑竿要抬我上山，我生气了，“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我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多年以前，我就关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怎样才能永不变色、代代相传？毛主席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而青年又怎样才能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不负党的希望呢？除了学校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外，我们这些亲历战争的老同志，也有责任给他们讲历史、讲传统。

　　我今年106岁，身体还健康，头脑也还清晰。现在我每天写写，画画，了解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看到祖国的变化日新月异，看到我们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看到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和党的事业蒸蒸日上，我倍感欣慰。衷心祝愿我们党的事业更加兴旺！●

　　（本文由作者小儿子谢亚旭和身边工作人员阳琼仙根据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