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进行正确决策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也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应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朱德对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围绕经济建设，以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深入厂矿、农村，远至东北林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也要找机会到北京附近的工厂农村看一看。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我外出活动，只是为了关心生产”；“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我心里就踏实。”他的每一篇报告几乎都涉及当地的经济形势，包括工业、农业、外贸、水利等情况；几乎每一条建议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朱德认为，“我们得到政权后，就是要搞生产”；“无论工业、农业，都要想方设法发展生产，这是最重要的”；“只有生产的东西多了，一切矛盾才能解决。”

　　调研方法呈现多样性。从朱德调查报告中反映出来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五种：看材料。朱德外出视察前，常常找来所去地区的有关材料阅看，以便做到心中有数。听汇报。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认真而详细地听取当地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汇报。以1954年3月4日至31日朱德在广东视察为例，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听取了中共华南分局工业部部长杨一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贺希明等十几人汇报相关情况。最紧张的一天中，朱德白天在中山县调查区乡情况，晚上听取华南分局等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召开座谈会。为更深入地了解情况，朱德每到一地，常常亲自召集座谈会。他曾说：“开会也是调查研究。”座谈会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座谈会、群众座谈会、民主人士座谈会等等。朱德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聆听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听汇报时，朱德总是鼓励大家讲真话，常说：“你们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了解情况多，要向上边反映真实情况，要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亲临现场。朱德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工厂、生产队、田头、水库边，或直接到百姓家中看一看。比如，他视察白云鄂博时，曾到蒙古包中同一个牧业社社长和生产队长谈话。在新疆，他也曾到毡包中看望牧民。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调研。工作人员下去前，朱德总是叮嘱他们：“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朱德对他们在调研中形成的报告十分重视，总是亲自审阅改定后上报中央。

　　注重了解各方面数字。朱德调查报告中引用数字比较多，无论是反映一个地区的生产情况、人民的生活情况，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朱德都喜欢用数字表达。朱德认为：“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他说：“有些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要记得清楚。”以朱德谈到为什么中国可以发展桑蚕、柞蚕的原因为例，他在报告中写道：“现在全国有柞林八千六百六十六万亩，目前仅利用了一千一百万亩。如果在五年内利用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就是五千万亩，最少可产茧五百亿粒，相当于六百五十万担。”在短短两句话中，他用了七个数字。这七个数字反映出朱德调查研究之细致、之有说服力。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朱德的调查报告，有一些内容是他结合各地的生产建设问题谈到的意见，其中许多涉及思想方法。朱德指出：“搞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要求过高、过快。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水平出发，稳步前进。”搞建设要注意学习外国的经验，但“学习外国经验也不能照抄照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根据需要和可能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在发展生产上，朱德认为一定要从当地实际出发。1957年1月23日，朱德视察海口时指出：“你们这里没有春夏秋冬之分，一年四季都是生长期，应该根据这个自然条件，能种什么就种什么，各县也不要千篇一律。”在处理同农民的关系上，朱德强调，要重视农民的利益和生活。“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有国家、集体的发展。只有把三者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群众才有生产积极性，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朱德多次讲过，各省的情况不同，应放手让人家做工作，“搞建设要适应当地的条件”。朱德在调查研究中始终坚持这些思想，对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摘编自《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廖心文/文）

　　（责任编辑：武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