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进行了被他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出近8万字的报告《寻乌调查》。这个调查报告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现代文本，让人读出那时的社会关系详情和各阶级的生存面貌，算得上3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范本。

　　毛泽东找了破产小地主出身当过小学老师的县苏维埃主席，当过县商会会长的杂货店老板，铁匠出身在军阀部队当过排长的县苏维埃委员，小地主出身并且开过赌场的区苏维埃委员，在旧县署做过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乡苏维埃主席，各色人等一共11个人，开了10多天时间的调查会，把寻乌县的交通、商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状，搞得一清二楚。

　　清楚到什么程度？连县城有几家卖豆腐的、打铁的、理发的，各业人员的数量、比例，各自的经营情况，都细细道来。十六七家杂货店卖的131种“洋货”的名字，也一一写出。关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的形式，毛泽东也做了内行人才能明了的区分，诸如，靠地租来剥削的，就有量租制、谷纳钱纳、劳役等10种；用高利来剥削的，有钱利、谷利和打会等5种；税捐方面的剥削，有烟酒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等8种，加起来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达到23种。

　　明了经济关系后，毛泽东的笔墨落在了政治态度。关于大中地主的政治态度，他区分出新的、半新不旧、全旧三种，户数分别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二十。具体描述，也是绘声绘色。

　　关于“新的”，毛泽东说他们“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关于“半新不旧的”，政治态度是“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关于“全旧的”，则“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

　　《寻乌调查》的种种描述，生动揭示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真实的社会关系，实际上为中国社会画了一张图。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在井冈山、赣南、闽西进行了十几个社会调查，从不同角度为中国社会画了10来幅精致别样的图。

　　画图是为了找“路”。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告诉人们，正确的道路，从来都深埋在国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来，总是要拿起调查研究这把锄头。挖着挖着，国情土壤的酸碱度如何，沙子和石块的结构如何，把这些情状描绘出来，反复寻看思量，沿着什么方向才能开出一条路，心里便逐渐有底了。所以，找路必先画图。

　　毛泽东为中国社会画图的时候，中国革命道路“是什么”、应当“怎么走”，正困扰着党内决策层。当时党内决策层的主流看法，仍然是“城市中心论”。毛泽东这期间的社会调查，和“城市中心论”显然背道而行。

　　中国革命道路“是什么”？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时曾说，1928年“六大”召开时，毛泽东虽然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他“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是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键一环。毛泽东1929年在长汀、上杭等地所进行的广泛社会调查，使他开始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坚定了他创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前进的基础”的决心。在土地革命、武装割据这些基本政策指导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巩固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设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孕育成熟，最终形成理论形态的。

　　为弄清“怎样走”，毛泽东的办法依然是“向下看”，搞调查研究，然后画图。在寻乌调查中，他深入研究了当地商业资本的兴衰过程和原因，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存现状及政治态度，特别是细致入微地分析和总结了寻乌进行土地斗争的经验教训，由此，对为什么要走和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在认识上有了飞跃；对这条道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也有了实践依据。

　　毛泽东在延安时，集中回顾了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做的10多个社会调查，颇有感慨地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通过社会调查画出的中国社会图样，不只为确立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正确的阶级依据，还为根据地政权建设内容和工作方法，为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逐步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政党，进而在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提供了一系列的国情依据，奠定了认识基础。因此，他在做寻乌调查的同时写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就不是偶然的了。

　　（责任编辑：陈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