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少许贪污腐败案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主要领导“塌方式”腐败，如著名的“于都事件”。对此，中央一方面要求从严惩处，另一方面要求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切实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夺取革命的胜利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高层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严格自我管理的要求得到全体党员的拥护

　　在中央苏区时期，虽然少数地方领导干部存在贪污腐化行为，但是，高层领导集体保持了清正廉洁的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大多数地方党组织也能够自觉遵守党内法规。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与普通群众同吃同住，没有任何特殊化待遇。当时，由于敌人严密经济封锁，根据地的煤油极为紧缺。政府工作人员办公、照明点的是菜油灯。为节省用油，政府规定每两人或三人共一盏油灯，每盏灯只能点一根灯芯。

　　毛泽东是中央政府主席，按规定可点三根灯芯。可他仍像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一样，只点一根灯芯。每天晚上都在一盏豆大的菜油灯下，伏案办公，直至深夜。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当时粮食紧缺，每月只吃25斤糙米。在这种情况下，主席也是饿过肚子的。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见主席说过一句饿肚子的话。而且他还节约一些饭给我们警卫员吃。”

　　周恩来同志生活同样很艰苦、朴素。他睡的是门板床，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条很旧的灰毛毯。床上没有枕头，就拣了块砖头垫上。平时桌上点的是菜油灯，要看地图时，才用马灯。洗脸的毛巾都没有，用一块破布抹一下。打仗缴来的战利品，警卫员想留下来照顾一下周恩来的生活，他都不要，还批评警卫员说：“东西归公，给我干什么？”

　　严惩腐败行为，提升从严治党的震慑力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狠狠刹住各种歪风邪气，确保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从重从严惩处各种贪污腐化行为。首先是制定了严格的审计制度。出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条例》规定了“中央审计委员会及分会审查决算认为有浪费或贪污应处罚及应负责任的，随时报告主席团（中央或省、中央直属县、市）执行，在分会应同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其次，制定了严格的会计制度。1932年12月16日，发布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二号）——统一会计制度》。为了消除贪污浪费的弊端，《训令》指出要建立科学的会计制度，包括要“把收钱的、管钱的、领钱的、支配的四个机关分开”，要“把各级收入与开支都分别划分开”等。最后，制定了严格的惩处措施。发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重点打击贪污行为。

　　建构反腐倡廉教育体系，从思想根源上筑牢从严治党的堤坝

　　中央苏区时期，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中央高度重视建构健全的反腐倡廉教育体系，力图从思想上解决“不想腐”的问题。首先，非常重视提高群众反腐败的意识。其次，非常重视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腐败问题。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党性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主。例如定期开办新党员训练班，对新党员进行训练，要教育他们懂得“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做什么等的基本问题”。最后，非常重视对红军队伍的教育，着力打造一支作风正、战斗力强的新型人民军队。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实现从严治党提供群众保障

　　中央苏区时期，党非常重视依靠群众力量进行反腐倡廉建设，实现从严治党的目标。中央苏区时期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组织和同志审判会等，鼓励群众对党员干部开展监督，构建了群众监督的立体化网络。

　　突击队是人民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下，监督党员干部的一种组织。突击队的工作方式，一是“公开的突然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或合作社”。二是“扮作普通工农群众到某机关去，请求解决某种问题，看该机关的办事人员对工农的态度，办事的迟速，以测验该机关的工作现状”。

　　轻骑队。1933年2月20日，中央苏区通过《轻骑队的组织工作大纲》规定：轻骑队是在共青团基层组织直接领导下的青年群众“与官僚主义消极怠工，和贪污、浪费、腐化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

　　工农通讯员组织是由工农检察部设立于各机关、团体、乡村、街道的通讯员组成的反腐败群众团体。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关于健全各级工农检察部组织事》的训令要求：“各级工农通讯员要广泛建立起来，凡是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各圩场、各村庄，以及城市中各街道，都要找当地群众团体的人员，机关中的职员，工厂中的工人，农村中的农民，街道中的工人及贫民等好的份子加以委任，来担任通讯员。”

　　（责任编辑：陈蓉）